“中拉关系中的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研讨会之会议综述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23年11月11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举办的“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月”项目——“中拉关系中的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研讨会在我院召开。中国外交部拉美与加勒比司副司长王亮出席会议并介绍了中方的有关主张以及中拉关系的最新进展。本次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就多边主义、人工智能治理、能源转型、环境保护、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贫等领域内的中拉合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我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彬主持本次会议并做总结，指出与会代表就中拉共建真正的多边主义、构筑真正的伙伴关系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议体现出政学对话、中外交流和中青年学者唱主角的特色。现将部分与会嘉宾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中拉关系在过去10年来得到长足发展，经贸关系展现了活力和韧性，联合抗击新冠疫情展现了责任担当，智库交往与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取得长足进步。
在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制定人工智能治理规范等为代表的全球治理议程中，全球南方的声音引发了广泛关注。中拉作为全球南方的组成部分，中拉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层面，成为国际协作与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高度重视拉美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在2008年和2016年发布的对拉政策文件涵盖了广泛的全球治理议程。今年，习近平主席与访华的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就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和平等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赞赏彼此对国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看法与努力。中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中拉在全球治理中合作的领域正在拓宽、程度正在加深、意愿正在增强。
毛瑞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一边是全球分裂和动荡，另一边是各国团结应对全球挑战，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世界近年来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冲突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挑战、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有效手段，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关键平台。发展中国家普遍呼吁建立以公平和普遍性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多边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认为多边主义应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公平正义原则，中国倡导真正的、包容的多边主义，致力于促进更大的国际团结。
Salvador Marinaro，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务实参与全球治理非常重要，这可以从中国-阿根廷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中得到印证。1949 年到 1972 年，尽管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却拥有大量文化、政治和经济交流。这些交流为 1972 年阿根廷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奠定了基础。然而，随后阿根廷的军事政变破坏了这种不断发展的关系，新政权采取与美国更为一致的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当下的政治辩论，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总统决选，再一次凸显这些历史上的紧张关系。极右翼候选人的立场与中阿两国之间深厚的经济联系形成了鲜明对比，阿根廷需要一个多极世界，了解中国、与中国交往非常重要。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
新兴国家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发展，凸显了全球南方国家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边缘”和“半边缘”进入“中心”的潜力。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革命中具有市场规模、应用以及制度方面的优势。在技术多边主义视角下，“全球数字南方”需要合作应对美国对于算力、算法和数据方面的控制，英语的主导地位和机器翻译的发展，将导致小语种和知识的生存越发困难甚至淘汰。我们应倡导通过技术多边主义传播大模型技术，惠及全世界人民。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助理
包括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参与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早期阶段。但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保护自己的发展权利，而且要密切合作，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公平和包容的国际规则十分必要，可以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工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合作。中拉应在三个方面加强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一是利用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和规则制定的重要平台；二是积极参与制定国际人工智能规则，弥合人工智能治理中的数字鸿沟；三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合作促进全球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陈岚，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教授
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治理深受西方秩序和规范的影响。然而，这一直是有争议的。“北方”制造的理论不可能令人满意地把握拉丁美洲现实的观念已经在拉丁美洲学者的集体心理中根深蒂固，他们深受依附论的影响，积极倡导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上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在第三世界发展议程的理论制定和政策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积极推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筹备，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曾担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为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重要贡献。目前，拉美同样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中有所作为。一些拉美国家积极参与甚至是引领高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议程，比如智利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第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规则安排。中国应该更加深入研究拉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进路和经验，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合作。
Celi Mariafe，上海大学博士生、今日俄罗斯（RT）专栏作家
当前中拉关系的本质是经济关系，要在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建立新的关系，就必须回溯中拉试图建立新全球秩序的历史经验。否则，构建新全球秩序的过程将是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但是，回顾中拉合作史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二是过度依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的学术文献，存在较为严重的方法论问题；三是信息匮乏，难以获取；四是缺乏理论建构和发展；五是语言问题，中拉双方难以“读懂”彼此。因此，中拉双方要正视对双方都有偏见的资料来源问题，不应让他人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状。
曹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美研究室副主任
当前全球大国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持续、气候变化冲击加大、能源安全问题凸显，新能源发展成为各国政策着力点。在中国和拉美国家拓展全方位务实合作背景下，新能源合作亦成为中拉合作增长点。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加大对气候议题的重视，不仅设立了较高的新能源发展目标，还系统性推出相关行业激励政策，获得良好成效。目前，拉美地区仍未实现电力全覆盖，新能源开发和配套建设需求较大。中拉双方可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沟通，做好长远规划，推进互利合作，促进彼此可持续发展。
Pedro Steenhagen，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助教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超越经贸投资，重视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互动，为双方提供更多的信任和理解。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希望推动世界多极化，促进国际体系民主化，这为双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合作机会。国际体系民主化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利益，双方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参与度，建立一个更平衡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密切相关，双方应强化双边和多边议程，促进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减少全球南北之间不对称的问题，努力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平衡的世界秩序。此外，中国应推动澳门特区和大湾区的合作，为包括文化和技术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开辟道路。
崔忠洲，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
讨论全球治理需要更为微观的角度，从厄瓜多尔今年8月20日的一次全民公投可见，政府、草根运动者和国际社会对于“治理”有着不同理解和节奏，治理应该是具有多元议程的。厄瓜多尔的公投内容是询问厄瓜多尔人是否为了保护生态多样性和自愿疏离族群的权益而将亚苏尼国家公园地下的石油永久地保留在地下而不开采。这一曾经引发国际社会惊叹的政府行为后来因为国际社会未能满足补偿要求而被放弃，但是草根阶层进而发起了社会运动，以至于今年最终通过了简单多数的公投结果（520万vs. 360万）。这一行动的先锋性质和对中国FDI企业在投资中的启迪，在当前的全球治理大讨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Diego Magalhaes，湖北大学访问学者、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助理教授
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确定的关键领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和一些双方的横向议题。中拉间的整体合作应考虑到美国在拉美国家的强大影响力和影响管道，这些会影响到对中拉合作的国际阐释。中拉间应寻求全球化经济机遇最大化的同时，避免冷战式的全球竞争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同时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纳入 20 国集团，提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货币，促进国际组织中的平等代表权和地区参与，支持地区安全条约，以及制定以人为本的倡议，特别是关注青年赋权。
张维琪，上海外国语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治理合作中多有交集，可以就领域、层次与事务三个方面加深合作力度。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开展了多领域合作；二是多边、双边和次国家不同层次的合作，其中，中拉整体合作把握方向，双边合作更偏重于具体领域；具体事务方面的合作则涉及较多的细节方面，如气候问题、减贫问题、能源合作、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具体事务可以转化成各类待实施的项目，具有易衡量、评价的优点，将会受到重视。中拉全球治理合作的价值基础方面，中拉人文交流的开展有助于加强对话和理解，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公正公平可以成为中拉共同的价值，另一方面，需要建构一种不同于欧美的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观察视角。
楼项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和拉美国家都认同多边主义的价值观，支持联合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协调作用。中国已经在消除贫困和使国家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还将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相结合，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互学和包容。与此同时，拉丁国家建立了在国家层面实施和监测 2030 年议程的体制机制，举办了可持续发展论坛，促进对话和经验交流，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中国与拉美国家在 2030 年议程方面的合作应以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发展合作为重点，实现优势互补，这包括促进各国交流发展理念、政策对接和资源匹配，以确保包容性发展。中拉应加强顶层设计、政策协调，制定共同构建 2030 年议程的路线图和指导方针。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国际机构的合作对于确保到 2030 年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也至关重要。
程文君，复旦大学博士后
21世纪以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的两大目标上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和拉美国家在贫困治理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反映了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中国的减贫成就主要归功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主导的扶贫战略，而拉美国家的减贫成就主要受到社会保障政策的推动。这表明全球南方国家无需盲目复制发达国家的政策蓝图，可以通过谨慎地设计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边干边学。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巩固减贫成果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既面临共同挑战，也有巨大的合作机遇。
Victoria Almeida-Tang，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巴西研究方向教授
文化交流是新时代中拉通往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关系之路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巴关系中，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人员往来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商业往来。卢拉的当选、巴西文化部的重建，以及卢拉 “总统外交”下巴西外交政策的重振，都有助于加强中巴关系。自卢拉今年四月访华（巴文化部长也参加了此次访问）以来，加强文化联系的呼声已达到政府层面，令人感兴趣的文化、物质遗产和民族交流双边倡议已在制定之中。尽管如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巴交流必须超越并非经常性的文化双边议程，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如果我们从南方国家的角度理解全球治理，首先也必然应该追溯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20世纪50、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NAM）、77国集团（G77）型塑超越国家关系之上的身份与利益共识，构建起南方国家版的全球治理价值底色。从20 世纪 90 年代起，南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经济与发展内涵更为重视。但是，2022年俄乌冲突凸显现有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不公正，南方国家集体寻求独立自主、公道正义、平衡发展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理念主张再一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全球南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并不是“反西方”，而是寻求与西方更好共存：一是从国际关系出发，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二是从南南关系出发，强调各国平等自主选择和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三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构建不同于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话语权和制度文化；四是从南北关系出发，与北方国家的进步社会群体结成广泛联盟，共同反对威胁人类安全，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恶劣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