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讨论共建更公正、包容和有韧性的国际秩序

2023年10月20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沪举办“协力共建更公正、包容和有韧性的国际秩序”国际展望圆桌会议。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分析中心执行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Bolat Nurgaliyev)、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科林·布拉德福德(Colin Bradford)、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执行副主席王景荣(Ong Keng Yong)、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陈懋修(Matt Ferchen)、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刘洪钟、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加思·勒佩尔(Garth le Pere)、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于铁军、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院国家治理系主任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鹰、New Ground Strategies合伙人埃里克·巴尔斯堡(Erik Balsbaugh)等与会并发言,现整理专家主要观点如下:
一、安全新挑战与全球安全治理与会专家认为,当今国际安全赤字愈发严重,存在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大国博弈日益复杂激烈,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波及全球,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导致中美关系变化和国际关系动荡;二是世界经济复苏遭受重创,经济困难与地缘冲突交织叠加,美西方对俄制裁不断加码严重冲击国际金融体系;三是全球治理赤字突出,一方面极端气候、生物安全、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与军控等传统安全因素与地区热点问题交织,各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部分大国强化意识形态对立和社会制度对抗,导致全球治理体系跟不上形势发展。同时,世界日益割裂,正处在极大危险之中,全球三个层面出现巨大隔阂。一是经济隔阂。西方国家与中国均在减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二是军事隔阂。目前西方和俄罗斯仍在乌克兰相互对抗,随着巴以冲突加剧,世界面临爆发更广范围中东战争的风险。同时,美中两国在军事方面震慑彼此,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摩擦;三是意识形态隔阂。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出现分歧,这些分歧逐层脱落和展开,导致大国竞争多边化,美中都在努力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多边主义。
在上述背景之下,国际秩序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极化、分散化和碎片化,亟需有建树性的对话让各国表达各自合理的关切。鉴于已有的国际安全保障机制已不再受尊重,各国亟须确保信守先前的承诺以及有关全球安全的协议,不要基于自身利益滥用制裁,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必须得到维护。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恢复的基础是全球合作,应打造更加安全、繁荣、包容的世界秩序和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结构更加全面,让中美之间的对话更加积极,也让中等国家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秉持多元主义、务实主义和专业主义原则,而非被迫追随某个大国。还应努力推动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协同合作,避免将全球议题“武器化”。各国要相互倾听,解决复杂问题,推动世界继续前进。
与此同时,当前全球安全、全球治理以及全人类秩序的前景都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遗憾的是,安全议题被凌驾于所有议题之上,对开展国际合作造成极大障碍。许多经贸问题都演变成为安全化问题,技术合作中的过度安全化现象也很显著。美国等西方国家频频使用跨领域方法应对特定的安全威胁,比如用外交和经济制裁代替军事威慑,从而导致全球信息战、贸易战和经济战等,这种过度安全化、追求绝对安全的范式是危险的。面对安全化过度的问题,迫切需要从政治议程入手去安全化。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其思维方式具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不仅在历史传统上适用于中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也可以运用于现代国际秩序。
二、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
与会专家认为,西方主要国家已从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转向了“新华盛顿共识”,其特点是:市场并非万能;全球相互依存不可取,自由贸易也不可取;通过产业政策“去风险化”;创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采取多样化有弹性的供应链,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价值链模式;采用“小院高墙”式的保护主义。西方国家推行所谓“去风险化”政策在短期之内无法改变,中小国家只能对此进行适应,企业则被夹在大国竞争之间,迫切需要评估面临的风险并思考生存之道。当前,世界各国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怀疑不断加深,各国都纷纷加强产业政策和自给自足。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去风险化”并非理性、由市场驱动的行为,而是由西方国家因其在地缘政治方面感到自身优势受到挑战而发起的政治行为,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去风险化”无疑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旦经济安全政策对双多边合作产生掣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但专家们也指出,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大前提仍是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去风险化”的同时,尽可能避免破坏现有的经济秩序。鉴于欧美国家所言的“去风险化”实际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推动“脱钩”,各国应尝试建立具有共性的经济活动范围,来避免因经济安全政策而出现经济“割裂”甚至“脱钩”。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各国建立共同规则和标准提供了机遇。专家们建议从三方面来减轻对彼此的怀疑:第一,各国须认清惩罚性和胁迫性外交的局限性;第二,可通过G20、国际能源机构等多边平台来管控针对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零和竞争;第三,应重建官方对话渠道,激活学界互动,从而增进互信,减少误判。此外,专家们还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如何更好利用世贸组织规则来解决分歧,并为私营部门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最终,各方均须采取让步和妥协的方式来推动相互关系发展并解决全球挑战。
三、协力共建更加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国际秩序与会专家指出,全球性冲突和挑战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多边主义正遭到侵蚀,源自冷战后的单极秩序出现危机:一是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在下降,武装摩擦和冲突加剧;二是经济发展日益不均衡,国际经济秩序愈发呈现森严的等级制度;三是政治与技术因素交织带来意识形态多样化,由此引发身份危机。上述危机相互叠加,导致冲突加剧和激进措施不断出台。随着美国政治和社会日益极化,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鸿沟愈发加深,但同时两党又都拿中国作为“替罪羊”来解释美外交政策的失败,进一步凸显单极秩序危机。过去十年来,中国为建立更加公正、包容和有韧性的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提出了富有远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了“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和“一带一路”平台;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构建和平、发展、互惠、共同繁荣的全球现代化。
与会专家建议,各国各界人士亟须思考构建世界新秩序来应对国际挑战。首先从全球政治角度看,上合、金砖、东盟、非盟等多边组织有助于后自由主义时代秩序的形成,并应对当前国际秩序不能及时跟上现实的问题。其次,金砖国家扩容将对全球秩序重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发挥积极作用。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能源、金融等方面受益匪浅。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其他全球及地区机制形成有效协同,将成为重要议题。总之,世界新秩序应确保政治、社会等领域向更高层次发展,而绝非走向零和博弈。在此过程中,有别于传统西方国家的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