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的盟友——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评述
2013年07月10日
摘要
作为中东地区两个相当独特的国家，土耳其和以色列往往需要摒弃意识形态甚至经济利益考虑，而首先基于安全关切达成实用主义合作。冷战期间，土耳其与以色列出于共同的政治与安全需要建立了比较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冷战的结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土以实用主义合作的基础，由此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双边合作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但由实用主义而来的权宜性本身是极不稳定的。因此，近年来土以双方内政变化和地区战略环境的转变，导致了土以关系近乎根本性的逆转，双方关系在一系列事态冲击下迅速降至历史低点。但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恒久性要素并未改变，如土以双方的地理位置、美国对土以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中东地区的战略安全架构等，这些要素对土以关系的影响更为稳定和持久，也迫使土以双方在短期的对抗后必然重新思考合作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关注这一关系发展的根本理由。
在中东国际舞台上有两个国家比较特殊，而它们之间却有某些相似性：这两国都不以阿拉伯人为主，但都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和利益纠葛；此外，两国基本政治制度接近且明显异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被西方称为所谓“民主样板”。它们就是土耳其与以色列，一个突厥民族国家和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虽然土耳其与以色列迟至1991年才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但两国的战略性合作却早在冷战时期便已开始，进而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不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来，土以关系因发生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更为引人注目，其变动幅度之大令人愕然。本文试图考察这一独特双边关系的历史渊源和现状，进而观察其未来走向。
一、实用主义伙伴：土以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
从近代早期开始，土耳其与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关系就带有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奥斯曼帝国统治中东时代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以回归“先知的土地”。奥斯曼帝国一开始为犹太人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庇护，希望他们能够适度平衡地中海东岸数量庞大的阿拉伯民族人口。但是随着犹太移民激增，加上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控制力的不断削弱，帝国日益担心过多的犹太人口会破坏巴勒斯坦地区的族裔平衡，进而恶化帝国政府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于是开始对犹太人的迁入加以限制。[1] 到1948年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时，昔日的奥斯曼帝国早已蜕变为退居中东西北部的土耳其共和国。当时两国的外交形势颇为相似：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交恶但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鼎力支持，而土耳其则已下定决心加入冷战中的西方阵营。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土耳其的目光早已离开中东，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总体相当冷淡。因此要评价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伙伴关系，就需要了解两国在中东国际环境中的处境与地位。
虽然曾经统治过整个中东地区，但当代土耳其共和国选择了一条与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其邻国）都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和现代化道路。这使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处于某种程度上的孤立状态，而在冷战时期由于土耳其选择加入西方阵营更加剧了这一孤立，因其加入欧美阵营的负面后果之一便是不得不“分担”西方在中东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形象。因此，尽管阿拉伯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远非一致，但对排斥土耳其仍有相当广泛的共识：20世纪60年代塞浦路斯问题激化，特别是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岛北部后，尽管土耳其扮演着塞岛土耳其族穆斯林的保护人角色，但阿拉伯国家仍一致反对土耳其。不仅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土耳其单方面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而且自70年代后阿拉伯国家总是坚定支持联合国要求土耳其撤军的所有决议。[2] 阿拉伯国家甚至向塞岛希腊族民兵提供武器，所有这些都令土耳其大为震怒。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外交重新打开了面向东方的窗口，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改善。由于冷战包袱过于沉重，土耳其还无法在中东舞台游刃有余，距离确立地区领袖国家的目标更相去甚远。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仍有着重大国家利益关切，因此与以色列的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政治与战略安全等现实角度出发，土耳其对土以关系有三大期待。第一，期待以方能以间接方式减轻库尔德问题的安全压力。冷战后不久，库尔德问题便成为土耳其安全关注的优先议题，而少数国家对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更令土耳其不胜烦扰，这迫使安卡拉寻找有效的战略杠杆。另一方面，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作为解决阿以争端整体方案的一部分，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军事对峙有所缓解，而这使叙利亚可更为关注库尔德问题。因此，土耳其需要以色列继续发挥制衡叙利亚的作用以缓解自己的安全压力。尽管从1999年开始，随着土叙关系改善，土耳其又成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的调解人。第二，土耳其期待以色列能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帮助。尽管是北约成员，但土耳其的军事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技术相对落后。冷战后，为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土耳其军队迫切需要转型，其中装备现代化是关键。但令土耳其不满的是，一方面美国不再慷慨，反而动辄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军援前提条件，[3] 另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也拿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做文章。这样，土耳其把目光转向以色列，尽管后者在涉及美国技术专利时非常谨慎。作为回报，以色列可使用部分土耳其军事基地和设施及空域开展训练。第三，土耳其部分军政界人士把接近以色列作为拉近与美国关系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美国在冷战后明确支持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亲西方联盟，土耳其试图利用美国内亲以色列“院外集团”为自己利益服务。由于往往低估以色列及美国亲以势力的复杂反应，这一战略的争议颇大。[4]
以色列在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明确。经过与阿拉伯国家的4次战争，以色列处于一种以优势军事力量支撑的脆弱和平状态。这样，以色列对土耳其也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土以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土耳其可帮助缓解以色列的安全焦虑。面对在领土、资源和人口方面都占绝对优势的阿拉伯国家，尽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仍需一个近邻作为有效制衡阿拉伯世界的杠杆，土耳其显然是最合适的选择。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始终没有缓解：伊朗公开视以色列为敌人，其核计划也令以色列忧心忡忡；伊拉克在海湾战争期间使用“飞毛腿”（Scud）导弹打击了以色列的国土；但最让以色列担忧的还是与叙利亚的直接军事对峙，及受叙利亚影响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这样，土以战略合作便成为必然。尽管这一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但其内容却相当广泛，甚至包括制定共同对叙利亚作战的军事计划。[5]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以色列传统外交政策的特征总是在一个延伸开的大中东把非阿拉伯国家联系起来，如土耳其。”[6] 此外，以色列面积狭小、人口稠密且资源短缺，而土耳其众多的人口、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城市化进程都可缓解以色列所面临的战略资源稀缺，如双方早就达成淡水出口协议。
历史表明，土耳其与以色列各自的现实需求是两国合作的主要动力。早在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1958年，作为对此前成立的叙利亚－埃及联盟（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反制措施，土以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所谓“外围同盟”（Peripheral Alliance）。以色列前驻欧盟大使埃兰（Oded Eran）也认为，两国早在冷战期间的合作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20世纪50至6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在埃及，继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蓬勃发展，而苏联总是支持这股力量以图削弱西方在中东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以色列联合土耳其、伊朗以及埃塞俄比亚，在阿拉伯世界外围组建一个非正式的四方同盟。四国从安全和战略需要出发，彼此间的大部分交流都是战略对话与情报交换，而外交层面上的公开关系几乎不存在。土以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影响及部分亲苏阿拉伯国家。[7] 60年代后伊朗与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的巨变使四国同盟不复存在，但土以战略关系却经受住了考验。不过从70年代开始，土耳其开始调整与西方关系，进而逐渐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一种平衡战略，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另一方面继续和以色列保持实质性合作，多为军事安全领域且不太公开。
这种实用主义关系在冷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土以战略伙伴关系变得更为充实：1996年，两国达成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与合作协定，覆盖范围从军工产业合作到安全情报交流。此外，土以两国还就经济发展协作与旅游业合作达成了许多共识，[8] 特别是土方同意向以色列出口淡水以解特拉维夫的燃眉之急。[9] 在政治与外交层面，土耳其与以色列早已建立某种默契，以色列对土耳其在阿以之间的不偏不倚政策几无异议。例如，尽管土耳其支持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大部分提案，但也坚决拥护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原则精神，即承认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都有权生活在安全的状态中。[10] 土耳其于1979年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卡拉设立办事处，但仅享有与以色列相应机构的同等级别待遇。1988年，在土以关系再次变得更加密切时，土耳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3年后的1991年，土耳其把与巴以双方的关系同时提升为大使级。[11]
进入新世纪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一度保持住了过去的密切关系，即使在2002年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导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上台执政后，两国关系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例如，土耳其于2006年接待了来访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迈沙尔（Khaled Meshaal），但以色列并未作出强烈反应。然而好景不长，从2008年开始，一系列事件使土以关系急剧降温，跌至二战后两国关系的最低谷。
导致土以关系迅速降温的导火索主要是两个事件。一是发生在2008年12月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该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正竭力调解叙以矛盾，而且仅数天前以色列总理访问土耳其时并未对此作任何暗示，这使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认为个人尊严受到侵犯，[12] 对以色列的负面认知快速上升。二是发生在2010年5月31日的以色列安全部队拦截国际救援船队的土耳其船只“蓝色马尔马拉海”（Mavi Marmara）号，在事件中有9名土耳其人丧生。在事后的危机处理中，土以双方互不相让：土耳其指责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要求道歉、赔偿并展开国际调查；以色列也不示弱，坚称自身是行使合法自卫权、拒绝道歉，召回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并严词警告本国游客前往土耳其的风险。[13]
这两起事件的影响迅速波及土以关系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旅游业和关键性的军事合作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起，凭借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土耳其成为以色列游客所青睐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在加沙救援船队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外交部和总理府反恐办公室多次发表声明，警告本国游客“注意针对以色列人的突发暴力”。[14] 在此阴影下，前往土耳其的以色列游客从2009年的31.1万人猛降到了2011年的7.9万人，两国旅游业合作遭遇到了寒冬。
一度极为活跃的军事合作领域也难以幸免。2011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与以色列的防务合作，冻结了与以色列的一揽子军购合同，其中包括采购价值50亿美元的数百辆“梅卡瓦3”（Merkava Mark III）型主战坦克，价值8亿美元的两架巡逻机和一架早期预警雷达飞机。[15] 尽管面临着相当大的经济损失，但以色列并不准备让步：2012年初，以色列国防部拒绝批准一项价值9000万美元的售土先进远程空中摄像系统的合同。[16] 同时，以色列还封杀了埃尔塔系统公司（Elta Systems）向土耳其出售空中早期预警和控制系统（AWAC）的一项合同，导致土军方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卖家。[17] 总之，由于双边关系的恶化，土以两国军方合作的氛围已经大不如前。
二、迷失东地中海：土以关系降温的根源
土以关系恶化的原因相当复杂，如同当年建立起超乎想象的战略伙伴关系一样。总体而言，导致关系恶化的深层次原因有两类：一是两国文化属性与内政变化方面的原因，二是中东国际环境战略与两国外交战略的原因。
第一，土耳其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并曾长期充当穆斯林世界的保护者，而战后中东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恰好是阿以长期对抗。冷战时期的土以战略伙伴关系之所以必须保持秘密状态，根本原因在于其难以获得“合法性”，特别是对土耳其来说。而冷战后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延续，也得益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土耳其坚持世俗主义及与西方联盟。一旦上述条件改变，土以关系便可能发生重大调整。事态的发展恰好证明了这一假设。一方面，奥斯陆和平进程某种程度上为土以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18] “土耳其不被阿拉伯世界所喜爱，就是因为它对以色列的政策”，[19] 而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则为土耳其提供了重塑与以色列关系合法性的历史机遇，即调解阿以关系特别是巴以矛盾。但进入21世纪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顿，土耳其的战略运筹空间逐渐缩小，而同期发生的土以国内政局重大变化，无疑加剧了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压力。
就土耳其而言，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及随后该党在两次全国大选中压倒性的胜利，尽管没有改变其亲西方的战略取向和世俗主义的基本国体，但伊斯兰宗教因素却发挥了比以前历届政府都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战后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呈平行发展状态，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伊斯兰主义复兴运动的实质是民众借助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的政治秩序。[20] 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深得选民支持的伊斯兰执政党与长期对内政外交握有重大影响力的军方展开的争夺相当激烈。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既然涉及军方，就会直接影响与以色列的关系，因为军方是战后土以协作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在1997年土耳其军方的未遂政变中，部分将领就与其以色列同行保持着某种敏感的密切联系。随着这些将领的退休和土耳其民主化的推进，两国关系才回到正常轨道。[21] 正发党在土耳其近十年的成功执政，使国内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渐从忠实于世俗主义的军方官僚系统转向态度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22] 这样，土耳其国内坚决支持与以色列合作的力量遭到了明显削弱。
尽管土耳其内政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相对更大，但以色列国内局势的变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以色列政坛历来阵营壁垒分明，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受到中东和平进程受挫的影响，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对外关系也深受牵连。在与土耳其关系恶化前后，以色列政界对这一关系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为代表的中间派，尽管重视与土耳其关系，但也对土方对中东和平问题的批评不满，因此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挽救这一关系。第二类以国防部长巴拉克（Ehud Barak）为代表的主和派，视土耳其为具有重要价值的伙伴，竭力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土耳其敌对。[23] 第三类是以外长利伯曼（Lieberman）为代表的强硬派，对土以关系的重要性不以为然。在两国关系因“蓝色马尔马拉海”号而恶化到极点后，利伯曼甚至严厉警告土耳其“放尊重点儿”，并扬言要利用亚美尼亚或库尔德人等问题来对付安卡拉。[24] 而埃尔多安则早就对利伯曼忍无可忍，认为“利伯曼是以色列的主要问题，以色列人应该把他赶出政府。”[25]
第二，近年来中东国际环境的变化及相应的土以对外战略调整，也是导致两国关系发生重大波折的原因。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可谓“无出其右”，主要有四个显著发展：中东和平进程在曲折中推进，美国以两次战争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核问题在2000年后日益凸显，2011年以来的中东政治转型及其影响。尽管“危”“机”并存，但上述变化为土以外交空间和利益拓展提供的机遇总体要大于风险：中东和平进程在持续改善了以色列安全的同时也提升了土耳其在地区和平问题上的发言权。伊拉克政权的更迭为以色列消除了一个公开的敌手，同时也为土耳其消除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虽然伊朗核问题令以色列担忧，但安卡拉伊斯兰主义政府与德黑兰的关系还是得到了保持，而且土耳其还在调解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价值。最后，尽管部分中东国家内部变局对整个地区形势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其对土以两国的影响仍有积极的一面。
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大国或强国的预期和行为变化，其最明显体现是土耳其以“战略纵深”思想为指导的“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对外政策。作为学者出身的政治家，达武特奥卢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提出“战略纵深”理论，为土耳其新的外交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他认为，土耳其不必争当特定地区的领导角色，而应该同时发挥在数个地区（包括巴尔干、高加索、中东、地中海、中亚在内的所有地区）的重要影响。这样，土耳其得到的回报将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地位。[26] 以此为基础，土耳其更加雄心勃勃地投入周边地区事务，特别是涉及其重要利益的事态。
对以色列而言，2000年后中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其安全压力趋向缓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进一步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这样，特拉维夫越来越将与安卡拉的关系当作普通双边关系对待。尽管矛盾直到2009年才集中爆发出来，但土耳其对以色列的吸引力自2002年往后便开始下降了：一方面，随着土耳其军方势力不断受到民选政府的削弱，长期以来土以两国战略协作的基础遭到侵蚀；另一方面，土耳其推行的雄心勃勃的外交新路线，在以色列看来不仅过于天真，甚至有点危险。根据“战略纵深”思想，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苏丹、黎巴嫩真主党甚至巴勒斯坦哈马斯发展关系，其中不乏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和团体。土耳其官方对此的解释是，这些接触有助于实现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和平与繁荣梦想。但以色列对此不以为然，并指出土耳其正在奉行的双重标准已令以色列甚为反感，因为土耳其在不断敦促以色列与哈马斯改善关系的同时，自己却拒绝与本国合法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对话。以色列学界普遍认为土耳其刻意强调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权问题，却有意忽视苏丹和伊朗存在的类似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恰好证明土耳其正重拾陈旧的“帝国野心”，而这才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真正内涵。[27]
随着土以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中东地区国际环境的变迁，两国对地区某些重大安全议题的认识分歧日益拉大，相互政策协调性降低，同时竞争性增强，集中体现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上。“土耳其认为要在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关键在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28] 这有赖于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土耳其也确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也正因如此才在2008年以色列大举进攻加沙时如大梦方醒：大量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游行以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29] 政府也认为以色列变得更具侵略性、更加反动。[30] 但对以色列而言，与巴勒斯坦特别是与哈马斯的关系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哈马斯曾经扬言要消灭以色列，而自2001年以来则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威胁相对上升了。同时，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占领同样给巴以和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31] 这样，2008年以色列进攻加沙就是合理的，但却将土耳其置于无可挽回的尴尬境地：现在，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合法性困境暴露出来，政府无法向公众解释在以色列采用武力的情况下继续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合理性。
必须指出的是，土耳其政府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土耳其的民族特质在凯末尔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仍然模糊不清、难以确定；那种认为土耳其人可以确定土耳其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的观点可能让人困惑。[32] 这一模糊性的后果是内外问题的彼此渗透和相互影响。土耳其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与中东地区有关，很多国内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同时存在于国内外两个环境之中。这样，解决国内问题与解决国外问题密切相关，而国外问题之“母”就是巴勒斯坦问题。[33] 战后历届政府均不敢低估巴勒斯坦问题的国内政治重要性，现政府更是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导致了与土耳其难以调和的冲突。
尽管没有完全消除土以双方的基于实用主义的相互需求，但中东国际政治结构变化的确降低了这一需求；同时，两国争相拓展的战略抱负也使双方关系中的竞争面不断扩大，尤其是在这种竞争卷入物质利益因素后。随着近年来对东地中海盆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周边国家对相关经济利益的争夺日益加剧；与地区内长期存在的政治与安全矛盾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土耳其与以色列也深陷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地中海盆地的能源勘探取得了重大进展，迄今发现的油气储量已经高达1万亿立方米。[34] 2004年，塞浦路斯对外宣布了专属经济区，引起了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的抗议。而塞浦路斯与埃及和黎巴嫩分别于2004和2007年达成的专属经济区协定更是火上浇油。2010年，以色列在附近的塔马尔（Tamar）和列维坦（Leviathan）海盆发现了超大型气田，储量高达7000多亿立方米。[35] 但海底能源的大量发现恰好与“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土以关系降至冰点同时发生。在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背景下，鉴于塞浦路斯与以色列相邻海区的丰富能源，以色列与土耳其的老对手塞浦路斯彼此接近了。两国于2010年12月达成了海上划界协定并商定合作开发塞专属经济区内的油气资源。2011年9月，涉及到土以塞三方的这一紧张关系达到了高潮：一家有以色列参与的美国公司得到塞浦路斯授权开发其“阿芙洛迪特”（Aphrodite）气田。土耳其对此反应激烈反应，不仅派出本国勘探船只前往相关海域，还公开警告塞以双方，表示将严密关注事态发展。[36] 以色列则以进一步与塞浦路斯共同开发气田并提升与希腊的军事合作关系。
三、难言分手：土以关系的前景
虽然土以关系当前面临着重大困难，但双方仍有改善关系的意图并已付诸了行动。虽然以色列至今没有答应土耳其的道歉和赔偿要求，但已同意接受由联合国负责调查“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在具体的事务层面，土以关系的部分领域并没有遭到严重伤害，如双方商界继续执行已有的合同，两国贸易总额在“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发生后甚至还在继续增长。尽管取消了联合军事演习，但土耳其军方仍在继续接收以色列的无人侦察机和攻击机。负责协助操作这些无人机以帮助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以色列顾问曾一度因为人身安全问题而回国，但不久便在土耳其的邀请下返回。另一方面，以色列保留了在安卡拉的所有外交官，其工业、贸易及劳工部长本埃利泽（Binyamin Ben-Eliezer）于“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一个月后就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双方就两国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尤其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年中，正发党再次在土耳其全国选举中获胜，埃尔多安政府继续执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一时间对埃尔多安及正发党表示了祝贺。
很显然，土以双方并不愿看到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尽管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密切伙伴关系困难很大，但双方关系的回暖仍有较大可能，从根本上说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土耳其与以色列在中东国际政治中的根本地位和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这是决定两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彼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战略考量的基石。尽管有重大变化，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土以关系的延续性也相当明显。例如，土耳其与以色列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便拥有持久的共同利益。此外，两国都面对诸多相似的问题，如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经济发展困难、邻国的不友好行为以及分裂主义运动等。土耳其与以色列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高水平的防务支出以及最先进的武器技术。战略上，土耳其与以色列可互为支撑：土耳其是以色列地缘政治中的强大侧翼，而以色列的军用技术则是土耳其军事力量现代化的关键支持之一。因此，两国对彼此的根本需求并没有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而消失。土耳其与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挑战都是长期性的，且拥有较为一致的观念。此外，以色列明确的亲西方立场和对美国政策的强大政治和外交影响力，[37] 使维持土以关系对安卡拉而言相当重要。
第二，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部分国家的政治转型正推动中东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与土以两国的利益密切相关。以色列前驻土耳其使团负责人利尔（Alon Liel）认为两国关系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这超过了土耳其单方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所造成的影响。决定土以两国关系好坏的更主要因素是当前的地区环境，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和巴以问题，而不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是否能够胜选。[38] 2012年以来，叙利亚局势出现了向周边地区外溢的趋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已经进入了以叙两国间受联合国控制的非军事地带。同时，受叙危机的影响，黎巴嫩的逊尼派势力与真主党之间也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密切关注着叙利亚军队化学武器的动向并警告说，如果叙化学武器落入黎巴嫩逊尼派激进势力手中或被叙利亚政府转交给真主党的话，以色列将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北面，土耳其也受到危机越来越大的影响：在2012年7月军机被叙利亚击落后，土耳其已向两国边境集结大批部队。同时，叙利亚危机也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产生了连带的负面影响，安卡拉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在土叙边界的对抗大有抬头之势。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就应对叙利亚危机导致的安全问题和防止危机扩散而言，土以双方有着迫切的共同利益。
第三，外部大国始终是影响土以关系变化的重要推手。无论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美国都是影响土以关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在新近土以关系恶化之际，美国仍是可发挥防止土以关系彻底破裂的制动器功能的国家。美国与土以两国关系都很密切。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出访时，在土耳其议会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土耳其是个关键性的盟友……土耳其与美国必须站在一起，携手努力以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39] 另一方面，美国与以色列多年来已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宗教亲近感以及安全利益上。[40] 美国认为土以关系恶化较为棘手，有悖美国利益和美国的中东战略，因为美国把土以两国都视作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据点和实施其中东政策的关键支撑。因此，当“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发生后，美国不顾以色列不满，支持土耳其并施压要求以色列正式道歉。在特拉维夫拒绝后，华盛顿又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美国想尽快稳住不断下滑的土以关系。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又在2011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强烈敦促埃尔多安总理“不要再做恶化与以色列关系的任何事情”。[41] 当土耳其威胁以色列在东地中海的勘探活动后，美国马上表态，严词警告了土耳其。可以认为，虽然美国的调解未必有效，土以关系如何发展依然掌握在两国自己手中，但美国仍是能影响这一对双边关系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当然，美国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至少就土耳其而言，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影响土耳其民众对国家安全与威胁因素认知的重要事件，加上美以传统联系及美国国会对历史上亚美尼亚问题的介入，使美国对土耳其尤其是民众中的感召力大大下降。[42] 在土耳其政治日益民主化的背景下，草根阶层对精英主导下的土美关系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结 束 语
回溯历史并考察现实后可以看得很清楚，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始终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这根本上是由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实用主义思想促成了土耳其与以色列在战后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在很长时间里这一合作是相当秘密的。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这一关系出现新的变数，引起了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波折，使这一实用主义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但需要指出的是，土以实用主义合作本身是由两国难以改变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地缘战略地位、与美国的关系、中东地区战略安全架构等。因此尽管因部分因素变动而产生土以双方改变相互关系的冲动，但长期来看，这种冲动必将为更基本的政治和安全关切所压倒，土以合作尽管勉为其难但终究难言分手。这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内在逻辑，同时也是需要密切跟踪这一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因。
[1] Daniela Huber,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Strategic Environment,” Commentary 05, Global Turkey in Europe, Istanbul Policy Center, September 2012.
[2] F. Stephen Larrabee, Ian O.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ublic Policy, RAND, 2003, p. 131.
[3] Jim Zanotti, “Turkey: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1368, April 23, 2012, p. 12.
[4] Larrabee, Lesse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 142.
[5] Jon B. Alterman, Haim Malka, “Shifting Eastern Mediterranean Geomet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2, p. 112.
[6] Henri Barkey, “Reluctant Neighbors: Reflections on Turkish-Arab Relations,” The Beirut Review, No. 7, Spring 1994, p. 13.
[7] Oded Eran, “Turkey and Israel: The Wrong Crisis and the Wrong Time,”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3, 2011, p. 9.
[8] Meliha Benli Altunisik, “Turkish Policy Toward Israel,” Turkey’s New World: Changing Dynamic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0, pp. 59-73.
[9] Paul Williams, “Turkey’s H2O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1, March 2001, p. 27.
[10] Mahmut Bali Aykan,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 No. 1, February 1993, p. 91.
[11] Huber,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Strategic Environment”.
[12] Casey L. Addis, “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157349, February 2011, p. 18.
[13] Carol Migdalovitz, “Israel’s Blockade of Gaza, the Mavi Marmara Incident, and Its Aftermath,”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1275, June 2010, p. 16.
[14] Zohar Blumenkrantz, “Israelis Told to Avoid Turkey Travel, but Not Everybody Takes Heed,” Haaretz, June 1, 2010,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israelis-told-to-avoid-turkey -travel-but-not-everybody-takes-heed-1. 293410; Associated Press, “Israel Issues Travel Warning on Turkey,” Yahoo!, March 13, 2012, http://news.yahoo.com/israel-issues- travel- warning-turkey-191932184.html; Agence France-Presse, “Israel Downgrades Turkey Travel Warning,” Hurriyet Daily News, May 3, 2012,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srael- downgrades-turkey-travel-warning.aspx?PageID=238&NID=19752&NewsCatID=352.
[15]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Israel Scraps Military Deal with Turkey,” UPI.com, January 3, 2012.
[16] The Marker and Reuters, “Going Cold Turkey? Broken Contract with Ankara Bit Deeply into Elbit Profits,” Haaretz, February 3, 2012, http://www.haaretz.com/business/going-cold-turkey- broken-contract-with-ankara-bit-deeply-into-elbit-profits-1.412591.
[17] Ran Dagoni, “Israel Embargo on Turkey Hits IAI-Boeing Cooperation,” Globes, March 12, 2012.
[18] Merve N. Surmeli, Wise Talk-6: Turkey-Israel Relations in the Last Period, Wise Me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2010, p. 2.
[19] Ismail Soysal, “Turkish-Arab Diplomatic Relati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Studies on Turkish-Arab Relations, Istanbul: Foundation for Studies on Turkish-Arab Relations, 1986, p. 253.
[20] 哈全安、周术情：《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312页。
[21] Ufuk Ulutas, “Turkey-Israel: A Fluctuating Alliance，” SETA Policy Brief, No. 42, January 2010, p. 5.
[22] Ebru Ogurlu, “Rising Tens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mplications fo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AI Working Papers, No. 12,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March 2012, p. 6.
[23] Ufuk Ulutas, “Turkey-Israel: A Fluctuating Alliance,” SETA Policy Brief, No. 42, January 2010, p. 9.
[24] Shimon Shiffer, “Israel to ‘Punish’ Turkey,” YnetNews, September 9, 2011, http://www. 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119984,00.html.
[25] Adrian Blomfield, “Turkey Calls on Israel to Cack Avigdor Lieberman,” The Telegraph, January 13,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turkey/8257796/ Turkey-calls-on-Israel-to-sack-Avigdor-Lieberman.html.
[26] Ioannis N. Grigoriadis, “The Davutoglu Doctrine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Programme,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April 2010, p. 4.
[27] “Turkey’s Crises over Israel and Iran,” Europe Report, No. 20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eptember 2010, p. 3.
[28] Hurriyet Daily News, March 29, 2010.
[29] Daud Abdullah, “Anatomy of a broken marriage: Israeli-Turkish Relations on the Rocks,” Middle East Monitor, October 23, 2009, http://www.memonitor.org.uk.
[30] Oguz Alyanak, “TPQ Roundtable: Turkey and Israel- Old Friends, New Enemies?”,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8, No. 4, p. 157.
[31] Sherifa Zuhur, Hamas and Israel: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Group-Based Politic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December 2008, p. 1.
[32] 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页。
[33] Surmeli, Wise Talk-6, p. 5.
[34] Stephen Blank, “Turkey and Cyprus’ Gas: More Troubles Ahead in 2012,” Turkey Analyst, Vol. 5, No. 1, January 2012,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inside/turkey/2012/120109B. html.
[35] Theodore C. Kariotis, “Hydrocarbons and the Law of the Sa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mplications for Cyprus, Greece, and Turke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2, No. 2，Spring 2011, p. 48.
[36] Ogurlu, “Rising Tens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p. 4.
[37] Efraim Inbar, “Israeli-Turkish Tensions and Beyond,”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8, No. 3, p. 40.
[38] Muhannad Mustafa,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from Israel’s Perspective,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July 2011, p. 2.
[39] Zanotti, “Turkey,” p. 36.
[40] Addis, “Israel,” p. 21.
[41] Frank Lin, “Obama, Romney, and the Future of Turke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Policy Brief, Global Political Trends Center, October 2012, pp. 6-7.
[42] 据2010年MetroPOLL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43%的土耳其人把美国视为对本国的最大威胁；其次是以色列，占24%；伊朗第三，但仅占3%。参见Jim Zanotti, “Turkey-U.S. Defense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011, p. 3.
孔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