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安全困境与安全所有权——美国重返亚太的可能性分析

2013年06月08日

摘要

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讨论更多围绕国家间关系展开，缺乏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地区安全困境与地区安全所有权的相互关联，进而考察美国重返亚太如何得以可能。自二战结束迄今，作为地区的亚太始终未能掌握自身的安全所有权，为美国的“进入”和“重返”创造了便利条件。首先是地区内的重大不安全因素导致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建立，尽管美国在冷战时期及之后曾一度忽视亚太战略的重要性，但亚太各国的地区安全共识的缺乏和冷战后广泛的安全困境，使美国重返亚太、完善和升级其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成为可能。当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本身也存在一种假设性错误，即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并非完全真实：美国盟友内部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中国崛起为周边地区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亚太国家对于美国重返导致的“选边”压力也颇为反感。因此，对中国而言，美国重返亚太本身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自美国2010年启动“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相关的讨论和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国家层面的影响，少有从地区层面展开的研究。本文认为，应当从亚太地区层面的安全困境与其安全所有权缺失的相互关联探讨缘何美国重返亚太得以可能。地区安全，是地区内国家间和谐并一致抵抗外压的一种结构状态。这是集合地区内国家能量的必然，也是维护集体利益的途径。地区内国家所共享的机制则是确保这一切的关键。地区安全，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稳定与利益及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地区共同体的权力话语。原则上，地区内每个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维护地区安全，为形成良好的内部环境与外在形象贡献力量。然而，国际力量结构的反复重组导致地区整体性遭到剥离，不断产生各种跨地区的国家联盟或组合，并赋予区外国家插手地区事务的机会。这一逻辑在二战结束后的亚太地区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正是由于亚太各国的相互猜疑以及各种不断沉淀的复杂因素，亚太地区安全的集体性或共享性日益面临瓦解的风险，不仅导致亚太各国不能完全信任地和谐相处，还不断为美国提供将亚太地区转换成其战略“新边疆”的各种机会。基于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美国正利用当前亚太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以新的姿态再次嵌入该地区，扩大了对亚太同盟争取的范围和力度，产生了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体系之愿景，以力挽美国单极梦想渐行渐远的颓势。尽管这使美国重返亚太、完善和升级其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成为可能，但这一战略本身也存在一种假设性错误，即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并非完全真实：美国的亚太盟友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中国崛起为周边地区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亚太国家对于美国重返导致的“选边”压力也颇为反感。因此，对中国而言，尽管美国重返亚太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挑战，但这也为中国升级自身的周边战略、建构亚太和谐地区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地区安全困境与外部介入可能
 
在国际舞台上，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然而，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地区作为一个包含不同身份在内的国家群落，越来越“在对外政策空间、发展关系网络尤其包括地区间关系上发挥着作用”。[①] 地区，作为国家行为体之外的重要行为体补充，同样因为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互动，而丰富了国际政治内涵，并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地区在加强与区外国家或其他地区关系并推动集体利益实现的同时，并未使得地区内部环境像理论所期待的那样达到共享安全机制的效果。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动，地区安全始终都是国际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在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体系也因此而近乎演变成为一个安全体系。对安全的诉求，成了国际政治根本而持久的特点，最为明显的体现便是对“谁的安全成了问题？谁付出代价才确保了这个安全？”[②] 的持续关注。
地区安全，作为关乎国际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正变得日益重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扩展。地区安全，不再是针对战争状态而言，甚至超越了不发生战争这一定性：一方面，地缘上接近或属一个地区的事实，尽管未必意味着战争，但却潜藏着某种非战争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地区安全并不只是意味着部分国家的安全，或者说有了一套安全体系就能一劳永逸地避免不安全状态。一个地区安全与否，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性结构，而是一个需顾及外力作用的综合体系。
本质上，地区安全涉及地区内国家的命运，直接影响地区内的国家间关系，是地区内国家相互依赖的近地源泉。维护地区安全可以使区内各国将能量集结起来，发挥一种管道作用，以输送国家间的互动资源和共享机会，最终有利于将不同身份的国家纳入统一的地区行动框架中。地区安全还能确保该地区内国家利益分配的有效性，并促使该地区的权力政治趋于平衡。
对于地区而言，所共享的集体安全从狭义上看是地区内所有国家治下的结果，从广义上看是涵盖世界上所有国家积极作为的产物。但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所牵涉的都关乎一个地区的真正安全。要实现真正安全，地区内国家需要达成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安全的政策，并开展相应的实践。
上世纪，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以及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使得对地区安全的诉求提上了日程。为了防止区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再次控制，地区尤其是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需要在安全上达成普遍共识。比如，在亚非拉地区，为实现集体安全，这些地区的国家相互间达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南合作”等共识，并形成了一定的分类体系，如遵循“第三世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的划分。这样，在共享的原则和身份体系之中，亚非拉地区推动着集体安全共识的形成。为了自身的发展，亚非拉之外的地区同样在共识中推动着安全框架的建立。欧盟的最终出现及确保相互安全和维护共同利益的战略推行，折射出地区安全共识的达成及框架创建之实践的形成。因此，地区安全所有权取决于地区内安全共识的达成及最终地区安全框架的建构。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动并未使地区安全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地区内国家实力增长的不均衡及由此而来的少数地区大国崛起、地区内国家（尤其是小国、弱国）向外求援欲望的增强乃至区外国家对该地区的进攻性瓦解战略等，都威胁着一个地区的集体安全，进而可能根本性地破坏该地区的安全共识。毕竟，多行为中心体系势必造就散漫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在安全共识缺乏的情况下，一个地区难免会陷入安全困境。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安全难免受到区外力量的影响。一旦一个地区的安全受区外力量的重大影响，那么在部分国家安全形势改善的同时，地区的整体安全将面临着遭受重大冲击的危险。地区安全困境与区外国家主导的安全体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因果关联。就作为国际安全行为体的地区而言，邀请区外国家介入以制衡地区内部的力量对比失衡，可有效降低区内部分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成本。这一逻辑在当前的亚太地区尤为明显，尽管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但部分亚太国家仍欢迎美国、要求美国重返。因此，地区安全困境的出现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是地区内国家缺乏共识或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地区内国家采取主动向外求援并邀请外国直接介入。
在缺乏安全共识的情况下，地区内部分国家会以满足自我利益诉求的方式置地区安全应有的内在逻辑于不顾，使地区内其他国家成为自身利益的垫脚石。这样，作为整体的地区就非但没有共享性的安全，还将处于更不安全的安全竞争中，地区也将丧失其安全所有权。与此同时，一旦地区面临着安全困境，那么它就会陷入不能以集体身份创造利益的局面，地区内国家群体作为行为者的能力会降低，同时也为外部势力创造了渗透的条件，打开了外力介入地区事务的缺口。结果使得这一地区不仅丧失了应有的一体性，而且还使得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呈现升级态势，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地区的安全所有权也同样丧失了。
显然，拱手让出地区安全所有权，通过引入外力实现地区内安全的方式，既重要也危险。首先，外部势力会根据地区安全困境建构新的安全体系，为地区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秩序，这可能强化地区内部分国家之间的内聚力。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尤其是小国来说，欢迎外部势力介入以制衡本地区对自身存在威慑的大国，进而降低安全管理的成本和安全能耗，分享由外力提供的公共物品，显然是值得欢迎的。对整个地区安全而言，这一方法维持了地区均势，避免或降低了战争或冲突爆发的可能，同样是值得欢迎的。美国目前重返亚太的战略，某种程度上正是为满足这一现实需求而推出的。但是，由于地区各国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因此介入地区安全的外部势力也就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实现平衡，进而导致地区权势的分配变化。这一方面会引发那些寻求外部援助的国家相互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外部势力与地区内大国的对抗，因此引入外力实现地区均势无疑也存在重大风险。
纵向看，地区安全困境既是传统同盟关系——即地区国家与区外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的结果，也是新近利害关系发展的结果。传统上，各国为追求绝对安全而与区外国家——这一定是一个比自身强大的国家——联合或联盟，以期借助区外国家提供的保护伞而避免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带来的（潜在）威胁。进入新的时期，由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地区各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拥有非对称性增长优势的地区大国很容易引发周边国家的恐惧和担忧，进而理所当然地视崛起的地区大国为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来源。这就导致这些处于弱势的国家为了真实或想象的威胁而采取预防性的自保行为，其结果是通过引进外力实现自身相对安全的同时，却破坏了整个地区的集体安全，导致重大的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并促成了其自我再生产。因此，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生及其再生产，便成为地区安全的核心障碍。美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实现“重返”亚太，并可能尝试以此为突破口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普世性安全体系。当然，这一安全体系的实际操作可能性却是片面的，因其本质上不过是美国与亚洲部分国家交换忠诚与利益的结果。时至今日，“亚洲的冷战格局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完全消失，冷战的一些因素或潜在因素依然存在”。[③]
总之，地区共识缺乏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及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的外部势力介入，从根本上威胁着地区集体的安全所有权。一个缺乏共识的地区就会面临被从整体上肢解的危险，既无法形成一致的地区合力，更不能实现共享地区和平的目标，整个地区的发展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外部势力的介入，一方面在使区内部分国家获得具体利益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能够保障其安全的秩序框架；另一方面也会破坏区内固有的交往模式，将该地区置入冲突甚或战争风险之中。这再一次印证了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逻辑：一个国家所热衷的，往往是另一个国家或其余国家所唾弃的。
 
二、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与美国重返亚太
 
一个地区能否安全，直接决定着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假设无法实现地区安全，地区国家间关系就会纷争四起，既不能维护各自利益，也不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一个有许多势均力敌的国家却没有共享的安全体系的地区，很容易招致外力介入并丧失地区安全所有权。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亚太地区一直没能建立起统一的安全体系。当前的亚太安全体系建设尽管迫切异常，但并非指日可待，相反却是杂乱无章、前景暗淡，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地区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地区的不安全状态。在亚洲地区内，已经有各种次地区的安全机制。”“不过，所有这些次地区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地区机制往往在制造不安全。”[④] 这些次地区机制的相互竞争，加上历史既有矛盾和亚太地区各国的不均衡发展，正加剧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甚至招致外力介入。
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缺乏和安全困境的普遍，可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整个亚太地区陷于分裂，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与欧洲殖民国家对亚太国家主权的侵犯作为地区的亚太被肢解了。二战期间，日本与欧洲国家不顾亚太各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事实，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试图将其余亚太国家纳入其统治范围。结果不仅使亚太地区各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使得亚太作为地区统一体的连贯性被彻底破坏。亚太的集体安全，在日欧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尽管日欧试图强加给亚太地区一套源于其价值观的安全体系，但终未得偿所愿，尽管斗争是残酷和艰难的。
二战结束后，亚太国家的纷纷独立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使建构地区共同安全体系和观念成为可能。但刚赢得独立主权的亚太各国并未因此进入国际政治运行机制，这与战后地区各国的虚弱密不可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极度虚弱，这为美国掌握亚太事务创造了机会，亚太地区的安全所有权再度丧失。当然，这也与亚太各国缺乏共识相关。由于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亚太国家在获得独立主权后未能在地区问题尤其是在地区安全上达成共识。出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亚太国家既不能更好地结为一体，也不能达成共识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两相结合，为觊觎已久的美国提供了顺理成章地涉足亚太安全事务的历史性机遇。
尽管二战后美苏两极对抗，但美国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增进和维系自身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例如，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就与其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一开始，日本屈服于美国政治军事优势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配角。日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凌驾于其上，承受一种非对称性的“威权同盟”。这种背景下的美日同盟对亚太地区来说是安全的。因为美国此举无疑压制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欲望，潜在地确保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双方所建立的同盟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约束和限制日本的结果，是防止日本再次以军事手段发动侵略战争所必需的。
但随着1954年3月《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署[⑤] 以及1960年1月新的《日美安保条约》达成[⑥]，日本缓慢地从被动战略转向主动战略。双方所塑造的安全体系创造了彼此利益得以确保的机制后果，既确保了双方利益，也遏制地区内其他国家，形成一种共享安全基础的效应。双方的成就，正如克林顿和桥本龙太郎所欣喜的那样，“美日安全同盟是稳定的基石，让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得以欣欣向荣……”[⑦] 一系列原则的达成就是这种“更好的状况”的体现：“美日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明确日美同盟的新作用是共同保卫日本和应付日本周边事态。”[⑧] 显然，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稳固的双向需求基础上，……属于相互利用的共同体。”[⑨]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本正是这一重心转移最佳的落脚点，美国需要日本助其顺利完成新的战略部署。”[⑩] 这样，美日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推动着双边军事联盟关系的发展，而使亚太地区丧失了安全所有权。
与此同时，美国与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加剧了亚太安全的不确定性。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就与韩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美韩在1953年10月签署《美韩互助防务协定》，“它是美国对亚洲地区军事控制的重要表现。……美韩同盟还被视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推行遏制政策的工具——对欧亚边缘地带遏制政策的延伸。”[11] 尽管遭遇多重压力，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仍将在东北亚地区继续维护带有明显冷战特征的同盟体系，”有人甚至指出，“这将成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12] 这种被美国称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作为，能够产生强大的效率。即便在当下，“美韩同盟仍然以针对这一地区的潜在威胁为依据”，[13] 直接将这一地区拖入重大的战争风险之中。此外，美国还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分别建立了双边联盟。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美国借助二战结束之机，在亚太的安全困境还未成为必然事实的情况下较早地在亚太的安全问题上埋下了隐患。
进入新的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除了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传统同盟关系外，还继续加大与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等的战略关系建构力度，使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困境更趋恶化。在新的时期，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联盟关系，既展示出了美国外交战略的连贯性，也暴露了美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推动亚太地区权力斗争并恶化亚太安全困境的战略宗旨。
随着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崛起，地区内其他国家特别是感到力不从心的中小国家的疑惧感无疑增强了。无论从地缘优势上，还是从政治经济实力上，小国都不具备与这些大国抗衡的资本，因此担心快速崛起的大国未来可能主导其命运也是正常的。为了应对地区内权势不均衡增长的不确定性，这些小国将解除隐患的希望寄托在区外国家身上。它们特别希望美国能提供帮助以缓解其被剥夺感并提供安全感，这恰好迎合了美国在亚太推行遏制战略的努力，因为后者一直在追求成为全球霸主。对亚太地区而言，邀请外部制衡力量能确保自身利益并降低安全管理的成本。对美国而言，拉拢亚太部分国家也能更为直接而快捷地占据亚太战略要地，推进其亚太战略部署。当前，泰国、菲律宾、越南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建立亚太共享安全价值观的可能性。奥巴马再次当选后的首访地点就选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也对美国的到来明确欢迎，双方大有“你情我愿”之势。由此，美国试图以“通过影响他人对合法性与可行性的预期来塑造其偏好是可能的”[14]。
尽管亚太国家对美国的到来表示出欣喜，但它们仍不断发出维护主体性的声音，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最近与美国的谈判、磋商甚至抗议。这说明，亚太国家邀请美国作为外部制衡力量的效用是有限的。例如，尽管缅甸正与美国发展关系，但其国内局势和社会状况均说明，缅甸并未从根本上为迎接美国的到来做好准备。由此可以认为，亚太国家试图邀请美国来主导亚太秩序的动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重大距离。同时，中国和印度等不可逆转地崛起日益成为现实，美国相对实力持续下降愈益明显，这些都表明美国并不能在亚太安全体系的建设上随心所欲。因此，如同亚太国家邀请美国主导亚太安全秩序一样，美国的“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难以匹配的困难。
尽管亚太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无法否认美国重返亚太动机背后的国家利益诉求。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不能让自身丧失在亚太必然和可能的机会。在美国看来，遏制中国就是确保利益的战略核心。在方式上，美国采取加强与亚太国家军演、军售、互访等方式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进一步阻止中国在亚太的战略拓展。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癖好和需要，也是对美国政治思想钟情于伪善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嘲讽。
美国还侥幸地怀揣重整亚太安全体系的期待。对此，美国拥有战略便利，即其与亚太国家的传统同盟关系。为了让自身利益更大化，美国力图改造固有的安全体系，在亚太地区重建一个足以对中国等形成威慑的严密结构。毕竟，“体系越大，形成联合的可能性越多，这种机制就越有可能平稳地运转。”[15] 但美国与亚太国家建立起的多极权力中心体系，本质上已经退化为一种应付关系。并且，这一多极性早已使类似中国的国家适应了习惯性的冲击—应对模式。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试图通过最具冲击性的战略或战术举措干扰中国的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强化军演、军售等就是重要的方式。在美国看来，这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军事力量塑造出的格局，能够从根本上形成直接的威慑效应，避免之前多极中心造成的权势分散，杜绝居其位而不履其职的尴尬，形成一致的强制力，迫使崛起国在战略上有所收敛，从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高权力，达到维持地区秩序的目的。由此，美国重返亚太俨然具备必然和可行的条件。
总之，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对亚太安全体系的重建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地区长久以来缺乏统一安全机制的缘故，也是亚太地区始终缺乏一个真正的大国或强国能够发挥领导力、扮演主导角色或核心领导的结果。美国对此理解颇为深刻，进而非但没有采取战略收缩，反而不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渗透力度。事实业已表明，当前的亚太正迈向符合美国期待的权力重组进程。亚太地区的安全状态，特别是内部力量无法凝聚而导致的不安全性，正在变相且多维度地扩散着。毕竟，地区各国的和平与秩序只有在囊括了地区所有国家或至少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下才会有保障。因此，美国重返亚太并拉拢部分国家重建亚太安全秩序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总之，美国当前正通过不断寻求战略“新边疆”的方式，加大对亚太多极权力中心扩张的步伐。亚太国家与美国的传统联盟或新近联合，正使亚太地区业已存在的安全问题——如权势分散、共识缺乏、大国领导缺失等——面临更大的风险。多重权力中心的并置，愈来愈不利于亚太国家间维持有效的互动模式，愈来愈不利于该地区共享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构。有悖常理的是：亚太国家不是以内部联合的方式来推进集体性的共享安全，而是以邀请外力主导的方式来换取暂时的平衡，以克服自身在地区内的脆弱性并修复自身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的被剥夺感。通过邀请外力，亚太国家似乎使自己拥有了某种行动能力并获得了在国际舞台上“有其位”的满足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亚太局势再一度证明，“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16]
 
三、亚太安全困境的真实性与地区安全所有权的前景
 
美国通过既有的同盟关系和新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确实使得其重返亚太的战略构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美国始终以意识形态为指引，以军事联盟为工具，推进着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建构。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使得亚太部分国家逐渐进入美国主导的秩序结构。目前，美国又利用亚太地区的权势重新分配和广泛存在的安全困境，借助于其在亚太地区既有的战略联盟体系，尝试对亚太地区安全框架进行重构，使其符合美国延续甚至重振霸权的全球战略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愿望与现实往往是相互背离的。美国无视亚太国家的历史经验大多异于西方国家的重大现实，依据西方历史特别是美国经验对亚太权力政治进行干预甚至重建，其效果令人质疑。美国以其利益目标确定的规则与制度，对亚太国家的约束力和号召力也是有条件的。美国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亚太安全体系，确立其影响力和支配力，难免显得一厢情愿，未必能完全实现。
就目前形势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种种努力表明，美国的愿望并非完全基于现实，其中部分显然只是想象的事实。美国试图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在亚太安全体系“无不为”上“有所为”，但明显力不从心。亚太国家间领海领土纠纷近年来频繁发生甚至存在升级趋势，这说明美国的介入并没有为上述纠纷的公正处理作出积极贡献；相反，正是由于美国的撑腰，亚太少数国家甚至公然侵犯他国家主权。亚太国家正陷入新的隔膜之中，但美国主导下的安全体系却仍局限于与其有利益关联的国家。当前的亚太地区仍面临着历久弥新的安全困境。
客观上，美国采取与亚洲部分国家联盟或联合的方式，的确导致部分国家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但这不过是美国与自身认为有价值的国家之间的相对统一。其间，与盟友的“亲密”和东南亚非盟友的“亲近”，说明美国一直在为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同盟”而不辞辛劳。在美国看来，这会使民主国家俱乐部的国家最终尊重各个领域的共同规则，形成联合进而抵制其他周边国家带来的威慑。但这一举动却导致了超越地区的分裂，播下了亚太地区不安全的隐患。美国治下的安全体系本质上仅有利于部分国家而非所有国家，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重大局限。
美国治下的安全既有利于其盟友或伙伴的安全，也有利于美国自身在亚太的利益安全。换句话说，美国是以捆绑式的手段实现与盟友或伙伴的相互利益和安全。但这一跨地区的安全合作方式无视亚太国家的主体性，使后者不能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已有人预见到其必然后果，“一旦安全遭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17] 那样，美国苦心经营的越俎代庖的安全同盟明显存在时间限制，面临着重大挑战。
首先，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相当明显。尽管美日同盟已有了稳固的基础，但并非没有隐患。例如，日本总是担心“美国将核力量降低到与中国对等，美国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将会减弱”，害怕美国“在对亚洲关系中‘忽略日本’”。[18] 对此，美国不断抚慰以消除日本的焦虑感。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明里暗里地支持日本，让日本相信美国将不离不弃。另一方面，日本的焦虑感却说明，美国与亚太其他国家关系的拓展也可能动摇美国的既有盟友关系。同时，美韩分歧的增大也印证了这一推论。“韩国对于完全由美国支配的不对称的军事关系越来越不满……韩国希望扩张其导弹部署范围和部署能力，由1979年双边协定约定的180英里变为导弹技术管理机构认定的300英里，表明韩国希望在军事范围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19] 韩国的抵制无疑会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发挥安全大使的角色产生冲击。由之，“历史可能沦为一场闹剧，尤其是在其服务于一种政治目的时”。[20]
这样，美国的盟友质量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实质性地下降。美国与日韩的分歧，能够给正在或即将与美国发展关系的亚太其他国家提供一个警示，即“安全必然依靠国家的有组织的实力……任何形式的安全合作安排都不如本国的军事实力可靠”。[21] 正如托马斯·霍布斯透彻地指出的，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是“人们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力使他们全都慑服的情况下生活”。[22]
其次，中国崛起为亚太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这不是美国重返亚太所能否认或取代的。尽管中国的崛起使亚太国家产生了某种被剥夺感，但后者仍将确保未来的发展和利益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崛起上。中国的崛起，能够使这些国家将名义资源转换为实际资本，真实地参与到在中国引领下的地区及次地区合作上来。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推进，都很难离开中国作为地区性发展引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中国正在以负责任的姿态推动亚太地区的整体发展。亚太国家也正在以地区共同体的身份分享着中国崛起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和利益平台。因此，尽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显得咄咄逼人，但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修养不会导致类似的“门罗宣言”，相反大度地容纳美国存在。亚太地区并未进入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同样期待能够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有利于其发展的机遇。诚然，“这些国家期望美国能在其强邻中国面前为它们提供帮助和保护，而美国也会满足它们的这个愿望。从另一方面说，美国也希望继续和中国发展稳定的外交关系。”[23] 中国的崛起的确为处于相对衰落的美国在亚太实现外交野心带来一定挑战。美国的相对和绝对衰落及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人们开始质疑美国在亚太地区兑现其战略承诺的可能。有人直言不讳地断定，一旦作为主导国的美国“丧失经济动力，在军事上扩张，就可能丧失左右世界的意志。当一个主宰世界近一个世纪的国家衰弱之时，下一场全球性战争的条件便已创造出来。”[24] 而且，美国在亚洲建构出的有限安全是以否定该地区的整体性为出发点的，因此明显“是个死胎……是一个正在制造的怪物”。[25]
最后，美国不仅面临传统同盟内部的分歧，其战略“新边疆”的开拓也面临着挑战。自启动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国大力推动与缅甸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希望缅甸以符合其期待的方式推进民主化进程，“以牵制与该国关系密切的中国”，“希拉里历史性地访问缅甸，不只打开了这个国家的大门，更为了在中国家门口打响全球影响力的战争”。[26] 但美国此举更多只是高调的象征性外交，难以使缅甸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尽管美国可能自认为已了解缅甸的现实偏好及其强烈程度，但正如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所说的那样：“缅甸绝对无法承受与美国或中国关系恶化。认为缅甸需要选择一个而放弃一个是很愚蠢的。”[27] 显然，缅甸并不想成为美国的“羔羊”。缅甸将继续和美国发展战略关系，但同时也会中国保持经济关系。对缅甸而言，二者同样重要。
与此同时，面对这样一个可成就功绩的环境，美国又显得毫无准备。奥巴马再次当选后首访东南亚，“缅甸之行无疑将占据首要位置”。美国无疑将缅甸列为重要的外交对象，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设防地接纳了缅甸：尽管“奥巴马和他的团队似乎决心抓住时机支持缅甸领导层刚开始推行的改革，但一些分析家和人权活动人士对白宫在缅甸暴力问题还在持续时急于抬高缅甸领导人的地位表示担忧。”[28] 就此，奥巴马政府显然并未以相关历史经验作为指导而执行系统性的战略，背离了成熟大国应坚守的原则。美国试图在缅甸推进的系统性、体系性的战略，仍具有某种不完整性。
美国在冷战时与日本、韩国等建构的同盟关系，为亚太共享安全体系的建立制造了巨大障碍。目前，美国正以这一传统同盟关系为基础瓦解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建构努力，使该地区建立共享安全体系的期待越来越困难，地区安全所有权也越来越遥远。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正在成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的缺口。当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巩固了美国既有的亚太同盟体系。地区安全体系需要地区成员国的共同努力，需要地区力量的整合和相互信任的建立。美国对亚太安全体系的干涉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破坏这一规律。美国不仅瓦解了亚太地区可能的安全共识建构，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也使其自身利益陷入到难以实现的困境之中。亚洲地区的社会资源、社会结构和政治状况，能否与美国的高调战略部署相对接，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结 束 语
 
美国重返亚太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不仅意味着美国的重大战略转型，也意味着中美关系的重大调整，还意味着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大发展。尽管对这一战略态势的讨论很多，但大多聚焦于国家层次的互动，少有从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区的视角所作的考察。本文认为，作为行为体的地区能否拥有地区安全所有权，很大程度上与地区内的安全困境相关。如果地区内各国能够就地区安全达成集体共识，拒绝区外大国的干预甚至主导，那么该地区就能拥有自身的安全所有权。反之，如果地区各国相互间充斥着各种安全两难，进而导致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引进外部大国制衡区内其他国家，那么该地区的安全所有权便可能丧失殆尽。
美国重返亚太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地区内普遍的安全困境相关。借助于二战后特殊历史背景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结构，利用了当前因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中国快速崛起而出现的安全困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短期内对地区安全及其架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使一部分人对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产生了悲观情绪。但也应看到，美国的同盟体系内部也存在种种利益分歧，而中国崛起所提供的重大战略机遇不仅是亚太各国所期待的，也是美国所渴望的，这也使亚太国家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导致的选边压力颇为反感，因此美国重返亚太未必完全是消极的，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特别是就中国周边战略的调整和升级而言。
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是建构公正合理的亚太安全架构的根本基础。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尽管美国重返亚太的短期影响似乎重大，但它缺乏产生长远影响的根本物质基础。对中国而言，要有效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根本上需要使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着眼于打造长期共同安全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从地区安全所有权的角度，思考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整体性方法。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的启示之一或许是：地区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也是秩序问题；地区问题不仅是国家层次的问题，也是作为整体的地区性问题。因此，中国需要超越双边关系，与亚太地区中国一道，共同推动亚太地区集体安全意识的建构，共同争取亚太地区的安全所有权。 [①] Mathew Doidg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terregionalism: Pattern s of Engagement, Ashgate Ebook, 2011, http://www.ashgate.com/isbn/9780754679271.
[②] 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③] 环球时报—环球网：《美韩同盟及未来走向》，2010年7月11日，http://war.163.com/10/0711/ 16/6BAVIEAE00011232.html。
[④] 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在云南大学召开第二届“西南论坛”上的讲演，2011年9月23—24日。
[⑤]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⑥] 同上，第176页。
[⑦] 约瑟夫·奈：《美日同盟能够持续吗？》，载《联合早报》2009年7月20日，http://www.zaobao. 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7/sino_us090720.shtml。
[⑧] 王鹏、邵丹：《钓鱼岛问题加速美国实行重返亚太战略》，载《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16日，http://www.chinataiwan.org/xwzx/MilitaryNews/201211/t20121116_3375679.htm。
[⑨] 王鹏、邵丹：《钓鱼岛问题加速美国实行重返亚太战略》，《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16日，http://www.chinataiwan.org/xwzx/MilitaryNews/201211/t20121116_3375679.htm。
[⑩] 同上。
[11] 环球时报—环球网：《美韩同盟及未来走向》。
[12] 同上。
[13] 同上。
[14] 约瑟夫·奈著：《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5] 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著：《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16] 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
[17] 怀特、布尔、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第208页。
[18] 约瑟夫·奈：《美日同盟能够持续吗？》。
[19] 环球时报—环球网：《美韩同盟及未来走向》。
[20]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第二次危机：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1] 约翰·斯坦布鲁纳著：《全球安全原则》，贾宗谊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2] 阎学通、徐进编：《国际安全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3] 同上。
[24] 布鲁斯·拉希特、哈维·斯塔尔著：《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4页。
[25] 斯坦布鲁纳著：《全球安全原则》，第244页。
[26] 杜伟纯：《美国与缅甸：新关系、旧伤痕》，搜狐新闻，2011年12月12日，http://news.sohu. com/20111212/n328734227.shtml。
[27] 同上。
[28] 《外媒称奥巴马访缅甸挥舞“胡萝卜”与“大棒”》，新华网，2012年11月2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1120/c157278-19634378.html。

作者： 马燕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