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埃及科普特人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原因

2014年01月15日

摘要

作为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埃及科普特人在20世纪70年代前却鲜为人知。70年代后，埃及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才使科普特人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从埃及总统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政府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埃及政府的态度等三方面，梳理了埃及科普特人在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过程，认为埃总统发挥宗教职能的不同方式、埃及人共同的国民政治认同尚未真正形成以及科普特人缺乏政治参与热情是其政治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展望未来，尽管形势仍扑朔迷离，但革命后的埃及的伊斯兰化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强化趋势，而埃及宪法的世俗化又将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因此，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作为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埃及科普特人在20世纪70年代前却鲜为人知。70年代后，埃及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才使科普特人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占埃及人口极少数的科普特人为何成为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身为少数群体，科普特人为何不甘示弱，以不同形式进行对抗？从科普特人问题中，又能看出埃及哪些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本文通过梳理埃及科普特人在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历程，试图找出科普特人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并展望其未来发展，以充实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埃及科普特人及其战前的政治地位
“科普特”（Copt）一词源于希腊语“Aiguptos”，意为“埃及的居民”。科普特人是在公元1世纪皈依基督教的古埃及人后裔，然而随着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改奉伊斯兰教。现在的“科普特人”专指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目前，在埃及的科普特人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其人口占埃及8000多万人口的9%—20%。[1] 从公元7世纪到19世纪初，科普特人长期受穆斯林统治，被称为“被保护民”。[2] 尽管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科普特人仍成功避免了穆斯林统治者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干涉。
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埃及，夺取了国家政权。面对内忧外患，阿里及其继任者打破了原有的宗教界限，进行了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在社会各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科普特人开始从边缘步入中心。[3]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科普特人积极投身奥拉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入埃及社会，谋求与穆斯林的同等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后，科普特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更是空前高涨，许多人参加了“华夫脱”运动。随着运动的成功，科普特人逐渐处于“华夫脱”党[4] 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广泛地参与埃及的政治生活。然而，随着他们呼吁建立政府的要求日益高涨，穆斯林对他们的猜疑也逐步加深。此外，于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不断显现出其伊斯兰色彩，这也使科普特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根本改善自身的政治处境，反而引起了穆斯林的怀疑、反感和歧视。于是，一些科普特人试图通过改革科普特教会改变自身现状。
二、埃及科普特人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埃及面临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局面，王室和贵族继续垄断国家的权利和财富，许多政党无视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一些下层政治组织纷纷兴起，特别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穆兄会得到了空前壮大，严重威胁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地位。1948年，国王法鲁克取缔了穆兄会，并于次年派人刺杀了其创始人哈桑·班纳，使得长期受打压的“华夫脱”党得以在1950年重新执政。科普特人也于1952年趁势组建了史上首个政党“科普特民族党”，试图重新凝聚埃及科普特群体的力量，提升自身地位。然而，“七月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过早破灭。
（一）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国王法鲁克宣布退位。次年6月，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成立，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边缘化。
1. 纳赛尔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纳赛尔是埃及近代史上世俗化倾向最强的统治者之一。然而，在发动“七月革命”之前，他所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就有意接近穆兄会，想借助这支宗教色彩浓重的力量夺取政权。在当政后，纳赛尔也曾表示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因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他始终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此外，他还声称，社会主义源于伊斯兰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于伊斯兰教初期。[5] 尽管如此，纳赛尔并不允许伊斯兰教干预政治，并且还用国家政权控制伊斯兰教。[6] 在穆兄会有明显政治化倾向时，他曾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将其镇压。[7]
虽然纳赛尔在1964年临时宪法中规定埃及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同时声称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本人在主观上并不歧视科普特人。他还利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7—10名科普特议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1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尽管如此，科普特人在议员中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在1964—1968年那届议会中，只有9名科普特议员，其中8名由总统任命；在1968—1971年那届议会中，也仅有9名科普特议员，其中7名由总统任命。[8]
2. 纳赛尔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1952年和1961年，纳赛尔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改革和国有化相关法律，没收了私人土地，并将私人公司收为国有。在革命之前，科普特人中有许多地主和商人，他们拥有国家财富的一半还多，确保科普特人在政治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在革命之后，科普特人相比穆斯林在经济实力方面遭受重创。他们丧失了大约75%的财产[9]，从而也失去了相应的政治代表权。
此外，由于担心穆兄会成为潜在的政治对手，纳赛尔政府于1954年以涉嫌暗杀为由，对其进行了镇压，并顺势取缔了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也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到1957年埃及进行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时，只有1名科普特人作为独立候选人进入议会。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纳赛尔政府的态度
由于埃及科普特基督教牧首[10] 柯瑞洛斯六世（任期：1959—1971年）本人热衷于宗教事务，不关心政治，又与纳赛尔关系融洽，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科普特人很难通过教会表达政治诉求。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穆斯林，但在政府和国企部门的高层中，科普特人却屈指可数。
像其他埃及人一样，科普特人一开始也对“七月革命”持欢迎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由军官组织”几乎成了穆斯林组织，因为在该组织中只有1名科普特人，而在其后来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更是没有科普特人。这就意味着科普特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就被排斥在权力大门之外。在国内环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大批科普特中产阶级开始移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据统计，截至1977年，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科普特人就多达8.5万人。[11] 大量人才的流失，更使得科普特人难以维护自身的政治权益。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在纳赛尔时期奉行世俗主义，尽量维护科普特人在大多数领域的平等地位，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很少有宗教纷争，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政治权利和资源分配中，科普特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经济优势，再次降为“二等公民”，处于不利境地。
（二）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跌入低谷
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后，为了牵制纳赛尔主义分子和左派，树立个人威信，主动拉拢和利用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兄会，增加国家的伊斯兰色彩。在其执政时期，科普特人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还遭到穆斯林和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跌入低谷。
1. 萨达特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萨达特在上台之初，就称自己是“信士总统”（The Believer President），提出要把埃及建设成有“科学和信仰”的国家，强调国家的宗教属性，并试图借助伊斯兰教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不仅称伊斯兰教是正统宗教，给予其种种特权，而且还让在纳赛尔时期流亡海外的穆兄会成员回国参与政治。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诵《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在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以色列。之后，萨达特的伊斯兰化色彩日益浓重，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在政府的庇护下迅速扩张。1976年10月，穆兄会首次获得了参政议会的机会，开始扮演某种象征性的反对派角色。[12]
此外，萨达特对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和恶性事件漠不关心，甚至还对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纷争推波助澜。执政期间，他在政治中玩弄宗教的做法使埃及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日益恶化，科普特人成了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直接攻击目标。例如，1981年6月，埃及就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造成至少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虽然萨达特本人在执政后期有所醒悟，曾提出“从事伊斯兰教的人应该进清真寺，想从事政治的人应该进合适的机构”[13]，但埃及政治弊端已积重难返。
2. 萨达特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为了全面利用宗教势力，萨达特政府于1971年操控埃及国民议会在永久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渊源之一”。这无疑与科普特人所尊崇的世俗政权和信仰平等相违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抗议。迫于埃及社会分化和宗教对立的压力，萨达特政府又于同年8月敦促议会通过了旨在保护信仰自由的《民族团结法》。
1977年7月，埃及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请求萨达特政府处决叛教者，在全国执行伊斯兰刑法。之后他们又声称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请求，这无疑加剧了科普特人的恐慌，使他们成为直接的攻击目标。为此，教皇谢努达三世（任期：1971—2012）带领教徒进行了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活动。1980年3月21日，萨达特又建议就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基础等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为了表示强烈抗议，谢努达三世于3月26日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官员的例行祝贺。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萨达特政府的态度
与前任教皇不同，谢努达三世主张科普特人应该积极行动，保卫自己的权益。他曾说：“倘若科普特人对政治持消极态度，教会应启发他们彻底摒弃消极立场。”[14] 由于宗教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萨达特不仅在对议会的讲话中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家的总统，还斥责谢努达三世想成为科普特人的政治领袖。他披露，早在20世纪60年代，柯瑞洛斯六世就想在西方的支持下在上埃及建立一个科普特人的国家。[15] 埃及史上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峙的局面，这无疑激化了本就紧张的宗教矛盾。
1980年8月萨达特访美期间，当地的科普特人不仅在主流媒体发表谴责性文章，还在他与里根会面时在白宫前游行示威，表达对埃及科普特人境遇的不满。次年9月，萨达特不但莫名其妙地下令逮捕了1536名“危险分子”，其中包括22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而且还废黜了谢努达三世。此后，他又宣布要举行全民公投，解散所有宗教组织，禁止其发行报纸和期刊，并对修建教堂或清真寺进行审查。然而1个月后，他就遇刺身亡。
（三）穆巴拉克时期（1981—2011年）：大局未变
1981年10月，埃及军队高级将领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在科普特问题上，他吸取了萨达特的教训，避免在穆斯林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还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使科普特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所上升，但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猖獗发展仍使科普特人深受其害。
1. 穆巴拉克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上台伊始，穆巴拉克就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在各种场合宣扬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友好关系。此外，他还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在科普特人聚集区加强警力。在穆巴拉克第一任期内，科普特人遇袭次数确实明显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源远未消除。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穆兄会在埃及议会势力的逐渐壮大，其主流派别开始公开指责穆巴拉克政府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操纵选举。在政府和以穆兄会为首的反对派就敏感问题进行对话失败后，埃及国内的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此后，科普特人遇袭事件更是频频发生，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2000年发生在开罗柯什村的屠杀事件[16] 和2011年新年之夜的教堂爆炸事件[17]。尽管政府对这些事件都进行了调查并将其归因于国内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报复行为，但是科普特人却认为，发生这些惨案的原因是政府的保护不力，埃及警方和军方对极端分子过于包庇和仁慈。
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例如，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科普特人未能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此外，在穆巴拉克每一任期，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虽然不是重要部门，但这明显高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2. 穆巴拉克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在就任总统后，穆巴拉克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很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政坛，穆兄会更是利用这一契机迅速壮大，埃及的政治多元格局日益凸显。在1984年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就有4名科普特人当选为议员，与萨达特时期相比已是很大的进步。此外，为纠正萨达特时期的政治压迫政策，埃及最高行政法院还于同年1月裁决同意组建“新华夫脱”党，这使得科普特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这种热情却是短暂的，“新华夫脱”党在成立不久后即宣布要与宿敌穆兄会和解，甚至还允许穆兄会成员入党，以便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这使得很多笃信世俗主义的科普特人纷纷退党。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态度
教皇谢努达三世在穆巴拉克刚上任时并没有要求复位，而是一直观望。在被监禁的4年中，谢努达三世发现穆巴拉克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寻求缓和宗教关系，强调与西方加强交流。特别是在穆巴拉克以总统身份第一次访美之后，谢努达三世告诉自己的教徒，要用热爱和谦卑之心欢迎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并为他祈福。[18] 最终，穆巴拉克在1985年签署了总统令，允许谢努达三世复位。在其后半生中，谢努达三世也一直与穆巴拉克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谊，否认埃及存在宗派冲突，还在圣诞弥撒中为穆巴拉克政权祈福。
教皇复位后，科普特基督教在宗教事务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教堂数目逐步增加。[19] 1996年，埃及政府还归还了教会50年代被没收的500亩土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府的这些举措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他们仍认为自己在教育、就业和经济等领域没有获得和穆斯林同等的待遇。
在穆巴拉克时期，包括教皇在内的科普特人为了寻求保护，选择支持奉行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然而，随着埃及国内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穆巴拉克政府并未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科普特人成了埃及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的牺牲品，他们既没能得到作为埃及公民的平等权利，其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时刻受到威胁。
（四）后穆巴拉克时期（2011年至今）：扑朔迷离
2010年底，从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这一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期内先后让多位国家总统下台，埃及也未能幸免。2011年1月25日，埃及以开罗和亚历山大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科普特人也尝试积极参加革命，借机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
1. 埃及革命时期
革命伊始，科普特人对此次运动持观望态度，科普特教会还警告教徒不要参加游行活动，因为如果此次运动失败了，科普特人将是最大的受害者。运动开始的第三天，科普特人发现游行很成功，穆巴拉克政权不堪冲击，再加上他们也希望革命能够带来一个更加民主和世俗化的埃及，所以包括牧师和主教在内的科普特人就积极参与了运动。[20] 教皇谢努达三世还在2月发表了声明，称赞在此次革命中作出牺牲的民众和军队。[21] 然而，在穆巴拉克倒台两周以后，科普特人的恐惧和愤怒就替代了原有的热情和希望。多座教堂遭到袭击和焚烧，革命中的民族团结很快被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消解。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后，科普特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如埃及电信巨头那古布·萨维里斯建立的“自由埃及人党”和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主席米克尔·穆尼尔建立的“哈雅党”。但由于建党仓促，之前没有积累政治资本，这些党派虽然参加了议会选举，却根本无力与其他大党抗衡。科普特人很快发现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逐步控制了埃及政局，[22] 而教皇谢努达三世则在5月穆兄会成员、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和穆巴拉克任命的前总理沙菲克竞选总统之际去世。此时正值埃及政局最扑朔迷离的时候，本就失落的科普特人又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
2. 穆尔西时期
2012年6月，穆尔西以51.73%的支持率击败沙菲克，成为埃及史上首位代表伊斯兰势力、没有军方背景的总统。就任总统后，穆尔西宣布将成为所有国民、所有政治派系、穆斯林及基督徒的仆人，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世俗、民主、宪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打消科普特人对其穆兄会成员身份的疑虑，穆尔西还任命了科普特作家萨米尔·马尔克斯作为总统民主过渡助手。10月，他专程前往西奈半岛安抚和看望因受到生命威胁而逃离拉法市的科普特家庭，并承诺称他们不会再成为被攻击的目标。[23]
仅仅1个月后，塔瓦德罗斯二世（任期：2012年至今）被选为科普特人基督教教皇。尽管受到了邀请，穆尔西却并未出席教皇的加冕仪式，政府也未就此事作出任何官方声明。同年底，穆尔西颁布的新宪法声明和最终通过的新宪法草案，由于内含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依据等规定，受到了科普特教派代表的公开抵制。尽管最终草案公投过关，但科普特人仍然没有放弃与埃及国内的反对派联合举行抗议游行。
虽然穆尔西执政后在不同场合强调埃及的民族团结，承诺保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不受侵犯，但是科普特人遇袭事件仍时有发生，政府也往往将这些案件视为个例，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并予以彻底解决。此外，穆尔西执政后的埃及局势一直不明朗，总统、军方和司法三方的利益纠葛日渐明显，穆兄会对穆尔西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为外界所诟病。
3．“二次革命”时期
2013年6月，埃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反对穆尔西的大规模示威游行。7月3日，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塞西宣布罢黜穆尔西，埃及“二次革命”的序幕由此拉开。在塞西宣布成立过渡政府时，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不仅就在现场，而且公开赞成由军方提出的“埃及未来路线图”。而在过渡政府的33名部长中，也有3名科普特教徒。
临时总统曼苏尔在上台后，曾多次呼吁各党派和政治力量参与和解，但却没有得到伊斯兰党派的响应，穆兄会则明确表示拒绝。2013年10月，埃及政府在多次要求未果的情况下，正式解散了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三、埃及科普特人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
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经过1500多年的生活，除了宗教信仰不同，如今在外貌、体型和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差别。然而，1000多年来，科普特人在埃及的境遇跌宕起伏，有时科普特人会身居高位，受到穆斯林的高度尊重，和穆斯林像兄弟般团结一致；有时却会完全丧失政治代表权，受到穆斯林的憎恨和歧视，双方会因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从上文可以发现，埃及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症结与埃及总统、政府和科普特人自身有极大关系。
（一）埃及总统发挥宗教政治职能的方式不同
埃及是个宗教氛围深厚的国家，历届总统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将宗教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然而，具体到每任总统个人，他们发挥宗教政治作用的方式不尽相同，这就导致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起伏不定。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纳赛尔执政的18年里，虽然他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斗争，但也注重将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因此在其执政时期，尽管科普特人没有政治代表权，但和穆斯林还是生活在较为和谐的氛围里。萨达特则与纳赛尔截然不同，为了把纳赛尔分子和共产党从政权中驱除出去，他在上台之初便企图全面利用宗教势力，后来又基于宗教制造一些极端言论和行为，最终使得埃及政治弊端积重难返，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亦跌入了低谷，成了穆斯林和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
此外，埃及总统将宗教与政治对接，容易使政治矛盾转化成宗教矛盾，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文中科普特人在穆巴拉克执政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境遇就是最好的证明。据统计，穆巴拉克第一任期内（1981—1986年），埃及共发生21起宗教暴力冲突和3起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事件；而在1987至1993年间，这两项数据则分别为335起和78起。[24]
尽管总统倚重宗教的政治职能在埃及这个伊斯兰色彩浓重的国家难以避免，但由于伊斯兰教的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是怀旧性的，因此它非但不能解决埃及在世俗化和现代化浪潮中所面临的问题，其宗教视野和宗教政治取向还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25] 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也只能随着总统对宗教利用方式的不同而跌宕起伏。
（二）埃及政府尚未确立国民共同的政治认同
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6] 这种归属感迫使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组织起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而按照共同身份制定规则，规范自身行为。从总体上看，虽然埃及国民的政治认同主要来源于三种属性，即阿拉伯属性、伊斯兰属性和埃及属性，但埃及政府并未就以何种属性建立政治认同达成共识。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属性各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在埃及的政治地位。
埃及属性以埃及人民共同生活的国家为基础，蕴藏于埃及4000多年历史的深厚积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每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埃及属性总能使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团结起来，结束宗教纷争和民族对立，同仇敌忾。例如上文提及的1879年祖国党领导埃及人民进行的反殖反封建斗争[27] 和1919年“华夫脱”党领导的反英运动[28]。每当埃及政府强调埃及属性时，科普特人就能取得与穆斯林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华夫脱运动时期，科普特人甚至还成为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拉姆·艾贝德还一度成为“华夫脱”党的领袖。
阿拉伯属性是埃及人民政治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绝大多数埃及人是阿拉伯人。而埃及政府也非常强调这一方面，特别是纳赛尔执政时期。纳赛尔政府上台不久就在1956年的临时宪法中称“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由于这种政治认同，纳赛尔政府把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业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发动了两次中东战争。然而，科普特人从一开始就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因为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29] 所以，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中也逐步边缘化。
自7世纪以来，埃及一直处在穆斯林的长期统治之下，伊斯兰属性始终是埃及的一个重要属性。由于这一属性以遵从“一神论”的伊斯兰教为基础，所以它势必具有排他性。伊斯兰属性绝非强调国家的宗教认同那么简单，它关乎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的伊斯兰化色彩日益严重，宗教纷争和对立也就愈演愈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科普特人也在国家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埃及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可以认为，埃及国民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职能。埃及政府以哪种属性建立政治认同，会决定这届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从而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高低。
（三）埃及科普特人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
作为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虽然在经济和受教育水平上普遍高于穆斯林，但却无法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这虽然有外界的原因，但其自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面对自身政治地位的降低，埃及科普特人经常采取消极的方式，少数人改信伊斯兰教或移居海外，多数人保持沉默，不参加选举和竞选。[30] 此外，大多数科普特人自绝于伊斯兰主流社会之外，很多社会精英都持有外国护照，一旦埃及国内发生不测，他们就会移居海外。久而久之，科普特人的人口减少，人才流失，群体活力下降，这无疑加重了科普特人本就强烈的弱势群体心态，科普特人在埃及各领域也就更加被边缘化。
科普特教会一直发挥着一定的政治职能，科普特人会根据教会特别是教皇的指示参与政治。然而，虽然科普特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普特人的权益，但宗教参与政治无疑与其自身倡导的埃及政治世俗化相违背。教皇在科普特人心目中的绝对权威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科普特人通过政党和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诉求。此外，这也不利于科普特人日后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埃及新宪法明确规定，“任何政党不能建立在宗教之上”。[31]
面对国内科普特人的困境，海外的科普特人通过游行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方式，力图使科普特问题国际化，以要求国际社会向埃及政府施压，解决科普特人问题，但有时也会出现极端夸大的举动和言论。比如，2012年底在网络上疯传的一部诋毁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就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电影就是由美籍科普特基督教徒导演纳库拉·巴塞利制作的。由此可见，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会使国内的穆斯林对周围的科普特人产生敌视情绪。
结 束 语
冷战后，埃及国内一直刻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一般将宗教对立事件归因于境外势力的挑唆、国内极端组织的报复行为和西方媒体的夸大报道。虽然事后也会出台一些保护和关心科普特人的措施，但这些举措治标不治本，科普特人遇袭事件仍时有发生，他们的政治地位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虽然埃及在革命后成立了第一个民选政府，但其新宪法并未弱化伊斯兰色彩。迫于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压力，新宪法并未对“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法是埃及法律的来源”等条款做任何修改。不仅如此，新宪法还在原有“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成员”的表述上增加“埃及是伊斯兰世界成员”这一陈述。[32] 这一点在新宪法草案修订过程中就为埃及世俗派所诟病。埃及宪法的世俗化将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根本解决。
此外，科普特人的少数族裔地位并未得到埃及政府承认。[33] 科普特人未来还要被迫参加伊斯兰教的节日和活动，学习伊斯兰教的条规和历史，有时还会卷入由此带来的宗教纷争。由于科普特人在埃及人数少且居住分散，新宪法又取消了埃及总统可以在议会中任命议员的权力[34]，科普特人很难通过选举或任命进入议会，更没有机会提交维护自己权益的法案。由此可见，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1] 科普特人占埃及总人口的比例一向存有争议。埃及政府一般对外宣称为6%左右，科普特教会则认为至少为18%。其他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估计为9%—20%。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2013年《世界概览》估计为9%，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估计为12%—15%，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估计为10%—20%。Elizabeth Harrington, “Number of Coptic Christians in Egypt is Far Less than Media Estimates, Report Says,” CBS News, December 19, 2011,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number-coptic-christians-egypt-far-less-media-estimates-report-says; The World Factbook 2013-14,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3,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g.html; Khairi Abaza and Mark Nakhla, “The Copt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gypt,” Policy Watch, Oct. 25, 2005,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copts-and-their-political- implications-in-egypt.
[2] “被保护民”（Ahi al-dhimma或Dhimmis）是指受穆斯林统治的非穆斯林。这些非穆斯林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要受到伊斯兰教教法的约束，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
[3] 特别是1856年颁布的《哈马尤尼法令》（The Hamayouni Decree）在原则上赋予了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同等的政治和权利。
[4] 扎格卢勒1923年9月建立华夫脱党。该党要求埃及实行自治，成立立宪政府，给予公民权利，由埃及人管理苏丹和苏伊士运河。1924年大选后，华夫脱党于同年1月28日组织政府。此后，华夫脱党政府与国王长期发生冲突。1952年埃及废除君主制度，1954年埃及解散一切政党。1978年2月萨达特总统实行多党制度，重新建立华夫脱党。但在同年6月该党自行解散。
[5] 杨灏成、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9、98页。
[6] 纳赛尔在他执政时期没收了伊斯兰教的大批田产；监督伊斯兰教创办的学校及其制定的教学大纲；虽然发展爱资哈尔大学，但规定正副教长由政府任命；限定各清真寺在周五聚礼时讲演的内容等等。
[7] 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28页。
[8]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The Copts of Egypt, January 1996, http://www. 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docid=469cbf8ed.
[9] Ibid.
[10] 埃及科普特基督教最高宗教首领在1964年修建圣马可教堂前被称为牧首（patriarch），之后改称“教皇”（pope），并沿用至今。
[11]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12] 李佳、田宗会：《浅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与当局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8页。
[13] Mohammed Ayoob, The Politics of Islamic Reasser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p. 38-39.
[14] 《埃及阿拉伯穆斯林和科普特人政治纷争》，中穆网，2011年1月2日，http://www.2muslim. com/forum.php?extra=page=58&mod=viewthread&tid。
[15]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16] 2000年1月2日，在开罗附近的柯什村，1名科普特商贩和1名穆斯林顾客发生争执，最后导致埃及奉行原教旨主义的萨拉菲派对当地科普特人进行屠杀，造成21名科普特人死亡，41人受重伤，260间科普特人房屋和商铺被烧毁。
[17] 2011年新年之夜，科普特信众们在亚历山大圣徒教堂刚结束庆贺新年的宗教仪式准备离开时，教堂外发生剧烈爆炸，造成23人死亡，97人受伤。
[18]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19] 特别是在1998年，当年获准建造的教堂数量达到237个。之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被拒的情况。
[20] Mina Fouad, “The Copt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My Speech at Saint Egidio Meeting Munich 2011,” Free Orthodox Mind, September 12, 2011, http://www.freeorthodoxmind.org/ 2011/09/copts-and-egyptian-revolution-my-speech.html.
[21] “Press Release from H.H. Pope Shenouda III Regarding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Coptic Orthodox Church, February 15, 2012, http://www.wiscopts.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view =article&id=256.
[22] 2012年1月，穆兄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其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的光明党分别赢得498席中的235席和121席，而奉行世俗主义的新华夫脱党仅获得41席。
[23] “Copt Home Attacked After Mursi’s Promises,” AFP, October 8, 2012, http://www.coptic solidarity.org/media-news-events/news/879.
[24]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5] 钱乘旦：《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的难题》，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第11页。
[26]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7] 在1879年，为了反抗英国的半殖民统治和国内土耳其、契尔卡斯族的封建势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奥拉比创立了祖国党，并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这一口号是埃及民族意识复苏的反映，对消除宗教隔阂和动员埃及人民进行反殖反封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28] 在1919年反英起义爆发后，为了迫使英国从埃及撤军，实现埃及独立，在“华夫脱”党的领导下，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空前团结，举行了一系列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后来，和平示威转变为自发性的武装起义。英国最终于1922年2月被迫有条件地承认埃及独立。
[29] 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第26页。
[30] “The Copt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gypt”.
[31] Egypt’s Constitution, 2012, Complete in English, http://niviensaleh.info/2013/02/09/ egypt-constitution-english-2.
[32] “Comparison of Egypt’s Suspended and Draft Constitutions,” BBC News, November 30,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20555478.
[33]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易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民族，并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这次会议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与穆斯林的关系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34] “Egyptian President Granted ‘Half’ his Powers in New Constitution,” Egypt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12, 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news/egyptian-president-granted-half-his- powers-new-constitution.

作者： 潘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