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进与前景
2012年10月26日
摘要
今年是香格里拉对话成立10周年，也是其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10年来，香格里拉对话规模逐渐增大，层次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东亚地区政治与安全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及许多国防官员、军事人员、政策分析家以及媒体人士交流信息沟通立场与政策的轨道和场所。今年的香港里拉对话体现了其议题选择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代表的东亚安全外交正在机制化，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与规范，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共同推进东亚安全治理，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香格里拉对话是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02年创建的一个由国防部长、高级军官、国家安全官员和国际安全研究人员、商人、媒体人士和学者参加的年度聚会，会议正式名称为亚洲安全峰会，[1]但因举办地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饭店而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2012年6月1-3日，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来自亚太的28个国家，西方的美英法德也派遣了国防和军事方面的高官参加。今年正值香格里拉对话成立10周年，也是所谓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核心战略或再平衡战略，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对本次香格里拉对话的议程、议题、出席人员规模和层次，以及讨论进程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香格里拉对话在亚洲安全对话机制中的地位、作用与前景不仅反映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也将推动地区安全协商机构的发展。
香格里拉对话的历史演进
香格里拉对话最初源于欧洲的防务外交理念与实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慕尼黑安全会议已经成为西方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的重要平台，参加者有来自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决策者、舆论领袖和军事专家。冷战结束后，东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日益凸显，但地区安全形势却又充满不确定性，存在着爆发潜在冲突危险的亚太地区引起了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后，亚太地区成为国际战略研究所推行其安全合作理念的重要试验场。在2000年2月第36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契普曼认识到亚洲也需要自己的防务交流机制。2000年9月14-17日，国际战略研究所将第42次年度会议定在马尼拉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亚洲的各大国”。由于赴亚洲出席会议需支出额外财务费用，美国和欧洲的出席者人数非常少，亚洲的代表人数明显占优势。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在亚洲应该建立一个像慕尼黑安全会议那样的会议机制，同时也可以作为国际战略研究所提升全球知名度的尝试，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亚洲对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向世界证明东亚并不是全球安全的边缘地带。
东亚各国防长虽然有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也曾有组织亚洲防长会议的尝试，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定期的会议机制。如1996年，美国防长威廉·佩里和泰国防长差瓦立分别提出建立亚太各国防长都参加的论坛。马来西亚防长曾公开表示有兴趣参加这样的防长会议。[2]然而，这些倡议似乎都因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安全担忧，最终都无果而终。与此性质最接近的是1996年东盟地区论坛同意让各国防长参加其高官会，鼓励其在会间活动中加强安全方面的合作。因此，但国际战略研究所提议举行亚洲安全对话时，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表现出较高兴趣，澳大利亚甚至希望主持该活动。日本起初热情不高，但后来表示随时愿意主持此类对话。由于中美在2001年发生撞机事件以及台湾问题，中国起初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但在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对话将提供理性讨论的环境，同时限制台湾方面参加的条件下，态度才有所改变。为了平衡地理位置的需要，2001年2月，奇普曼在向新加坡提出了在该国举行会议的倡议，总统那丹同意国际战略研究所可以使用国防和安全研究所的设施独立地举行对话。
2002年5月31日—6月2日，首届亚洲安全会议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宾馆举行，香格里拉对话由此产生，总共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11个国家的部长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外事局局长参加了会议。[3]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率团参加了会议，美国国防部高官高调亮相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鲜明特征。2004年，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设立了亚洲办公室，由提姆·赫胥黎担任主任，推动香格里拉对话成为真正的亚洲安全协商机制。2006年，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参加了对话， 2008年有27国国防部长参加会议，2009年有27个国家派遣了代表，总共有350多人参加。2011年第10届会议共有1位总统、2位总理、1位副总理，21位防长或副防长出席。[4]2012年香格里拉对话将在6月1-3日举行，总共来自27个国家的351人受邀出席，其规模、议题和层次都在继续发展。然而，尽管国际战略研究所进行了更大努力，一些国家对其的期望与现实仍存在较大差距。
自诞生之日起，各界对香格里拉对话的评价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虽然曾有记者将香格里拉对话比作“好莱坞似的表演”，但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表示香格里拉对话在亚太地区是独一无二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香格里拉对话是亚太地区的重要防务和安全对话。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亚洲多边安全对话因陷入停滞而饱受质疑，香格里拉对话的成功开始受到关注。东盟地区论坛难以吸引各方高官，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多次缺席，香格里拉对话始终能够吸引美国高官参加。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高调参加了3届香格里拉对话，他的继任者罗伯特·盖茨连续参加了历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国派遣的代表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第二，香格里拉对话反映了亚洲各国对多边防务对话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香格里拉对话不同于东亚地区合作的任何类型。东亚大多数会议都是由国家组织的，东盟居于驾驶员的位置上，但香格里拉对话是由一家智库管理和主持的，得到了许多跨国公司、慈善基金会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5]第四，香格里拉对话的运作模式对东亚规范和东盟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第五，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邀请的参会人士都会有所不同。从正式议程中的发言者来看，香格里拉对话已经逐渐呈现出更强的官方性质。在2003年5月30日-6月1日的第2届对话期间，总共有6家智库或科研院校代表有发言机会，但从2006年开始，发言者基本上都是部长或政府高官。
香格里拉对话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各参加国，主要是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除了提供资金支持，新加坡政府还提供了与会议安全有关的费用。一些私人企业也向对话也提供了资金支持，主要有英国的BAE系统公司、美国的波音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新加坡的吉宝企业、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和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的三菱商事股份有限公司和“朝日新闻”社。[6]一名记者诙谐地总结道，“防务外交和军火交易在香格里拉对话中同时进行”。为了推动非官方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维持非官方参与者的质量，鼓励小国非官方代表和年轻人的参与，美国的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也向对话提供了部分资金。
创立10年来，香格里拉对话的形成了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代表资格和讨论议题的包容性。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对参会代表的资格进行明确限制，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的国家的代表，各国国防部、外交部的代表，民间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都可以参加。会议议题既涉及传统安全领域，又涉及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既涉及战略层面的问题，又涉及众多具体领域的合作问题。第二，运作模式的多样性。香格里拉对话没有常设机构，不设固定的秘书处，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结构相当松散，不仅包括全体参会代表大会和主题演讲，也有部长级双边和多边会谈，确保了会议主题相对明确和集中，为参会代表进行接触和沟通创设了条件。第三，宣介各国安全政策，促进地区安全互信的开放性。香格里拉对话为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们阐明和宣传各国政府对共同关心的亚太安全问题和本国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构想和基本立场，极大增强了对话的透明度并有助于消除因缺乏沟通而导致的猜忌和敌意。第四，香格里拉对话不谋求发表任何公报，但许多对话也能产生结果，并落实为各国具体的政策实践。第五，一轨与二轨接轨的非正式性。香格里拉对话发起者是非官方的研究机构，但参会者以一轨成员为主，二轨成员积极参与，成为独具特色的一轨半外交。[7]值得关注的是，二轨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官员一般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官员并不是如此，另外，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政府和非政府代表之间互动的机会仍然较少，与一般意义上的一轨半外交仍具有鲜明对比。
香格里拉对话的议程选择
2012年香格里拉对话由三个独立部分组织成。第一部分是主题晚宴，由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发言，重点对本地区的安全架构。尤多约诺呼吁大国和东盟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的持久架构”。他指出，今天的东亚地区每个国家都与其它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外交、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亚洲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正在转向亚洲，和平、合作和稳定首次成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然而，地区地缘政治也存在一些风险，不是源于军事攻击的威胁，来自源于猜疑、误判和误解，从而引起争端升级、边境冲突、海上对峙、边缘政策等。如果大国之间出现新形式的极化和竞争关系，那将是一种倒退，会将地区事务引入歧途。中国与美国关系影响超越了双边关系，两者不能只为自己，还要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他认为，“大国关系不完全取决于他们。中小国家也可以将主要大国限制尽这种持久架构中”。在南海问题上，“我们仍有办法将在南海的潜在冲突转变为潜在合作”。“中国—东盟工作组不应该再花费10年达成《行为准则》，我们希望工作速度会加快”。[8]
第二部分包括记录全体会议，涵盖五个主题：美国重新平衡亚太；保护海上自由；威慑和地区稳定；新形式的战争：网络、无人机和新出现的威胁；和新出现的风险；全球和亚太安全。美国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塔是唯一个人占用1个小时的发言和问答。他的任务是美国经济仍在恢复与美国国防预算已被削减时，解释美国如何可以继续促进地区安全。帕内塔提出了指导美国国防政策的四项原则：促进国际规则和秩序；深化和扩大双边和多边合作；适应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在亚太投射力量和行动需要的新能力。他承诺，美国将60％的空军和海军部队部署到太平洋，增加军事演习的次数。为此，帕内塔表示，美国将努力加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越南和新西兰的合作伙伴关系。帕内塔发言对地区安全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他承诺美国继续支持其在亚太地区自身的利益，以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利益。第二，他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构。第三，承诺美国要优先深化与中国的军事接触。这一部分的其他发言人乏有两点，例如印度国防部长和日本防卫副大臣表示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预算缺乏透明度表示关注，缅甸国防部长宣布缅甸结束其核计划。
第三部分包括不作记录的五个主题：遏制中国南海争端；武装部队和国内的紧急情况；东北亚的危险和机遇；潜艇和区域安全；和南亚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香格里拉对话举行期间，南海问题因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陷入对峙而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会场也因主要发言人为菲律宾国防部长伏尔泰·加斯明、美国参议员利伯曼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而显得尤为令人注目。但由于此话题比较敏感，会议强调严格不作记录，记者对此报告较少，从而减弱了香格里拉对话的激烈程度，但也为各方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可能既是香格里拉对话的限度所在，也是其显示魅力的地方。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未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尤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会议主办者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奇普曼解释“国内优先事项”似乎并没有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反而认为，梁光烈部长缺席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中国不希望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增加国防预算和南海政策和行为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关注焦点。第二，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多边平台讨论南海争端，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中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可能会造成承认多边协商的事实。第三，中国海军并没有直接与菲律宾和越南发生争端。国防部长没有必要捍卫民用海事机构在黄岩岛的行动，避免出现尴尬。第四，梁光烈部长最近在柬埔寨参加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并借机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进行了一对一的双边谈判，符合中国的一贯政策。此外，中国国防部长最近刚刚访问美国，美国国防部长也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双方都不需要香格里拉对话提供的机会。其实，是否出席并非需要理由，毕竟，日本、韩国、俄罗斯、越南、文莱和老挝的国防部长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关于亚太战略在平衡的言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任拉尔夫·科萨强调，美国将继续通过适当的预算和海军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中国在20多年后才可能接近美国多年来一直拥有的能力。对此，蒂姆·赫胥黎表示，东亚地区国家不会相信美国的支点政策，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实力相对下降的大国。帕内塔是在保证美国的存在是持久。美国早在2007年在太平洋地区就部署有6艘航母，美国67艘海军潜艇中的38艘和两艘濒海战斗舰已经存在这一地区。如果美国再部署一些海军驱逐舰和护卫舰，在新加坡多部署几艘濒海战斗舰，对地区军事平衡也不会形成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他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会相对较少。中国的战略思想家和决策者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由西方支配的规则和规范。整个亚太地区决策者和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地区力量的不断变化，美国减少在欧洲驻军和从阿富汗撤出部队，亚太自然会为美国主要的防御重点。但他们也清楚，美国在本地区的长期承诺取决于其财政状况和政府的未来作用。从目前来看，美国可能会持续下去，但绝不能保证将来会。
约翰·奇普曼在开幕式上宣布，国际战略研究所已与新加坡国防部达成一项新协议，香格里拉对话将持续到2019年。在努力提高对话质量方面，国际战略研究所将采取3项举措。首先，将任命两名高级研究员在新加坡对亚洲安全进行政策研究，同时帮助国际战略研究所与地区防务机构进行接触。其次，将逐步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群体提供让他们感兴趣的独立出版物和政策分析报告。第三，国际战略研究所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休会期间组织专家举行年度研讨会，讨论亚太地区防务和安全问题，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各国大约60名高级军官、国防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将在富尔顿大饭店举行，成为国际战略研究所富尔顿论坛，成为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的夏尔巴会议。首届夏尔巴会议将在2012年11月举行，成为2013年香格里拉对话的准备会议。[9]这些将推进香格里拉对话逐渐机制化，为其通过非正式对话的形式影响东亚安全形势提供了更为坚持的政策保障，也是国际战略研究所在面对广泛质疑和批评的重要应对举措。
香格里拉对话的发展前景
香格里拉对话是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会议之一，被称为“多边防务外交的独特试验”。然而，多边主义强调各方需要承诺非歧视、不可分离和互惠性，所有成员都希望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大致相等收益的过程，这与强调“特定互惠”或“补偿措施”塑造国家间关系的双边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香格里拉对话具有多边主义的架构，但各国官员无疑最重视会议期间的双边短暂互动，交流信息和签署正式的协议。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与韩国防长签署了有关保护机密资料的双边协议，并与新加坡国防部长续签了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使用澳大利亚训练设施的条约。当然，没有正式的多边谈判会议并不代表没有多边对话进程。各国防长参加的两个工作午餐会都是公开性的即兴交流，与东盟地区论坛非常相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缅甸纳尔吉斯风灾和中国汶川地震后举行的2008年防长工作午餐会经过广泛讨论，商定了指导人道主义救援的三原则，有助于使用军事力量提供援助解决一些国际社会关注的紧迫问题。2009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与日本和韩国防长举行三边会晤，就朝鲜半岛日益紧张的形势进行讨论。因此，论坛包括了多边、双边和三边等各种模式，而一些关键性的双边接触仍然在明显具有多边性质的框架内进行。
香格里拉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东盟方式构成了挑战。国际问题研究所虽然在“本地没有政治利害关系，会被认为与所有参与者都保持中立态度”，作为局外人的身份有助于其以不构成威胁的方式提出建立多边防务对话中的想法，[10]然而，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学术界和政界都相当重视非正式性、协调一致的“东盟方式”在地区外交中逐渐建构令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亚洲安全文化。本地区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研究机构的“本地化”，如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重视全球性安全治理规范对促进地区和平的重要性。虽然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设立了办公室，但香格里拉对话仍被认为是但根植于西方而非东亚的倡议。国际战略研究所根本无视一些长期存在于东盟的处事方式，排斥许多长期为此做出努力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另外，不像地区其他政府间会议强调参与者的平等性，在某些方面尊重中小国家的作用，“香格里拉对话”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以参与者的硬实力大小决定其重要性。例如，到目前为止，每次会议都是以美国高级代表发言为全体会议开幕的标志，而且这个单元只有一位发言者。第二次全体会议才会有许多发言者，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第二梯队”的大国。如中印度防长和日本防卫大臣，而之后的阵容则多样复杂。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东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化，虽然香格里拉对话已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进行防务对话的平台，但它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地区内各种倡议与平台的挑战。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了多个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机制。随着2002年东盟地区论坛国防对话概念文件得到批准后，国防官员的对话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框架内开始定期举行，与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同时举行，为国防官员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与会者有时也包括级别较高的国防官员讨论东盟地区论坛议程所提及的问题。2003年，中国提出举行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SPC）的概念，2004年举行首次会议，并特例在中国举行，被视为应对香格里拉对话的产物。2008年，中国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提出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论坛。当前，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与东盟地区论坛高级官员会议（SOM）同时举行，各国政府通常由副部长或助理秘书长级别的代表参加。
东盟防长会议及其扩大会议成为东盟与域外大国讨论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机制。2003年，印尼提出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ASC）的倡议。2005年7月第38届东盟外长会议最终同意在2006年5月9日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盟防长和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部会议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在部级层次上就战略问题进行开放性和建设性对话的平台，以及促进东盟各国国防之间务实合作的平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促进了东盟和其对话伙伴进行“开放、灵活和外向的接触，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11]2007年，东盟防长和外长会议讨论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工作方案，探讨发展东盟部长扩大会议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参加这样的会议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2010年10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会议在河内举行首次联合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成为东亚峰会讨论安全议题的准备会议。2012年东盟防长会议决定文莱会议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
总的来看，东盟地区论坛更多的是外交官员谈论地区安全问题，国防官员参与具体活动多，但层次有限、影响不够。新兴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议程和参与者方面与香格里拉对话相互重叠的部分较多，但其讨论的主要是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他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如智库、学术界和企业等参与相对较少，体现不出像香格里拉对话一样的活力。作为亚太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东盟国际战略与问题研究所虽然也讨论安全问题，但其具有纯粹的二轨特色，无论在功能还是作用上仍有待提升。东亚地区的安全外交越来越多的现象，一方面显示出它们可能会形成一种零和竞争的状态，但也存在合作甚至整合的可能性。在这种过程中，香格里拉对话的发展前景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机制的发展与健全，更取决于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态势以及本地区各种安全交流机制互动与整合的结果。
结 语
作为西方智库在东方主办的地区安全对话，香格里拉对话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在亚太地区，冷战时代的安全外交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服从于两极对抗的需要。军事领域内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各方的猜忌与敌意，这种猜忌与敌意与迟迟未能化解的历史宿怨汇集在一起，直接影响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进程。冷战终结后，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政界、军界人士试图将欧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的成功经验推广至亚太地区，而增强互信，推行安全外交即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香格里拉对话的灵活性反映了东亚地区外交多样性和机制性正在增强，逐渐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形势，反映了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从目前来看，香格里拉对话在参加者和知名度方面仍具有较强的优势。当然，东亚地区需要一个政府间兼非政府间的协商机构，讨论和协调所有东盟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安全关系，或者在闭会期间举行实质性的活动，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可能最终挑战香格里拉对话的模式。因此，香格里拉对话如果不能适应亚洲战略文化，将来有可能被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排挤出亚洲安全协商架构中。无论如何，各种安全外交的互动机制不断整合与发展势必会加深相互间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并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
[1] http://www.iiss.org/conferences/the-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2/
[2] Ron. Huisken, “ASEAN Regional Forum needs the defense ministers”, PacNet, 15, Pacific Forum CSIS, Honolulu, Hawaii, April 12, 2002.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215[1].pdf
[3] Brendan Taylor, “China’s unofficial diplomacy”, in P. Kerr, S. Harris and Q. Yaqing, China’s New Diplomacy: 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95–211.
[4] 2011年“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http://news.ifeng.com/mil/special/xianggelila2011/
[5] David Capie and Brendan Tayl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fence Diplomacy in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ume 23, Issue 3, 2010, pp.361-365.
[6] http://www.iiss.org/conferences/the-shangri-la-dialogue/
[7] 参见：杨丹志：《香格里拉对话：缘起、特征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第9页。
[8] Keynote Address of Dr H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in t he 11th 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 1 June,2012, http://www.iiss.org/EasySiteWeb/getresource.axd?AssetID=66564&type=full&servicetype=Attachment
[9] Opening Remarks of Dr John Chipman, 1 June 2012, http://www.iiss.org/conferences/the-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2/speeches/opening-remarks-and-keynote-address/dr-john-chipman/
[10] David Capie, “When does Track two Matter? Structure, Agency and Asian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3, May 2010, pp.291–318.
[11] Concept Paper of ADMM-PLUS, http://www.aseansec.org/212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