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动荡的“大棋局”
2012年10月07日
摘要
随着美国与土耳其联手准备加速推翻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计划，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相应地，对叙利亚政权更迭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关注也进一步增加。这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可能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大国地缘政治、宗教地缘政治、文明地缘政治、反恐地缘政治和石油地缘政治等。
大国地缘政治关系被重塑
大国地缘政治无疑是所有讨论中最多的，特别是对中美俄等在大中东地区的地缘较力。笔者并不试图重复这些讨论，而是尝试指出既有讨论中少有涉及的大国地缘政治关系的可能发展，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如同不少人所关注的，叙利亚如果发生政权更迭，可能促使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0多年前，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中、俄和伊朗的反霸联合是最危险的”。如果说布热津斯基足够睿智，那么就应该说当前的美国政治家们足够愚蠢，推翻现有的叙利亚政府，无论是推动中俄伊进一步接近的最快和最好办法。当然，另一种可能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之后，美国思想界和政策界认识到，布热津斯基太过愚蠢，真相应当是“中俄伊的联合是最安全的”。
大国地缘政治的第二、三项新发展涉及更大的全球地缘政治。新世纪头十年国际政治的最大发展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这带来了重大的地缘政治后果。首先是新兴大国的团结效应，特别是如金砖国家集团、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其次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21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反美主义相结合，导致大量中等实力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逐渐偏离美国，向新兴大国靠拢，如非洲和中东的向东看政策。因此，美国和西方必须采取大量战略性措施以扭转这一态势，叙利亚危机某种程度上可部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一方面，通过拉拢在叙利亚局势中有着重大利益攸关的土耳其，美国可成功削弱新兴大国群体的力量，至少可阻止新兴大国集团在欧洲和中东边缘地带的力量扩张；好的话，这一战略未来甚至可能进一步促进新兴大国集团内部的分裂。另一方面，通过迫使中东大多数国家站到美国和西方一边，并实现对叙利亚的政权更迭，至少中东地区的中等实力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倒向新兴大国一边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了，如果不说完全杜绝的话。
宗教地缘政治变化值得关注
叙利亚政权更迭后的新地缘政治格局也可能涉及到宗教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地缘政治。如同很多人所期望的，叙利亚未来的政治生态可能将恢复“多数人的统治”，即逊尼派将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叙利亚内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力量对比变化，也将进一步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内部格局的变化，使得逊尼派的统治得以强化。但更需要指出的是，西亚北非的政治转型将带来更为全面的宗教地缘政治后果，特别是随着突尼斯、埃及和未来的叙利亚等为更为明显的伊斯兰倾向政党所领导之后，再加上土耳其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伊斯兰化有所复苏，可能导致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复兴，进而恶化当前已经较为复杂的国际宗教关系，特别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并上升为文明地缘政治问题。
萨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末就指出了这样一种文明地缘政治的前景，即“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并认为这可能是西方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如同宗教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展示的，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推动的政治转型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促进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这一后果的可以预料的发展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意识可能并不会因其复兴得益于美国和西方的帮助而有所下降；恰好相反，正因为反感后者，这种自主意识可能在未来会进一步上升。如果这一上升的自主意识遭到西方文明的更强有力打压的话，那么其反弹可能会更为猛烈，并可能在非西方世界寻找其盟友，其中便包括亨廷顿所说的儒家文明，当然并不仅限于儒家文明。这样，就出现了如果大国地缘政治一样的悖论：如果亨廷顿足够睿智，那么当前的美国政治家们便足够愚蠢；当然也可能是反过来，现在的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已经发现，事实是亨廷顿太过愚蠢，因此更好的战略是促进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及其他文明的联合，进而发展出新型的文明地缘政治关系。
反恐及其他地缘政治变化可能更复杂
如果说在可能的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的大国地缘政治、宗教地缘政治和文明地缘政治未必有利于西方国家，那么反恐地缘政治可能会使西方国家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叙利亚局势之久拖不决，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欧试图扶持的反对派实在是“烂泥糊不上墙”。当然，在美欧的长期不懈努力下，它们也能“糊上墙”，问题是所引发的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利比亚是这一后果的典型先例。在利比亚，反对派力量远比在叙利亚要强得多。即便如此，利比亚发生政权更迭后出现的反恐新形势也是令人咋舌的。前利比亚军人、雇佣军及其所使用的武器四处流散，遍及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苏丹、南苏丹等地，导致了非洲中部地带反恐局势的严重恶化。从东往西，索马里青年军、乌干达“上帝抵抗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马里的图阿雷格分裂势力、西非地区的基地组织马革里布分支等目前正有串连成片的趋势，更别说这一地带内各国普遍面临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未来的反恐地缘政治形势可能更为严峻：伊拉克、南北也门、巴勒斯坦等地的恐怖主义势力都有可能因叙利亚动荡导致的人员和武器流散而重新复苏，阿以冲突的局势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美欧可能陷入“反恐怪圈”，当然不排除这本身便是美欧的战略目的的可能。
在上述地缘政治之外，还有至少三类地缘政治格局会因可能的叙利亚政权更迭发生变化，即民主地缘政治、石油地缘政治和核武器地缘政治。民主地缘政治方面，不管政权更迭后的叙利亚会不会真正实现民主，但都可能对中东地区的诸多君主制国家产生冲击。当然在美欧的同样长期不懈的支持下，这些君主制国家可能短期内不会发生民主化转型。但难以确定的是，美欧的此类长期不懈的支持会在何种情况下突然消失，进而导致当前站在美国一边为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摇旗呐喊的国家成为美国的政权更迭和民主化的目标。石油地缘政治已经为很多观察家所讨论过，这里也无须重复。核武器地缘政治的变化更多是潜在的，因为它主要涉及伊朗与以色列，或许会在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发生，当然也有可能因前述的大国地缘政治——特别是“安全的中、俄和伊朗联合”的出现——而不会发生。
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