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
2012年02月28日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日本海洋派的“海洋国家”意识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首先分析了“海洋国家”的概念，指出了该概念包括海洋国家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一般重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挑战，主张海洋国家结成联盟和形成大陆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包围网的内涵。以此为框架，本文重点分析了日本的海洋派把中国作为来自大陆挑战的主要国家而进行防范的基本特点，剖析了他们坚持日美同盟的战略文化原因，特别是对日本海洋派试图利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包围中国的战略进行了解析。
日本的“海洋派”是指那些强调日本的海洋国家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日本对外战略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他们虽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集团，但是他们的对外战略思想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受“海洋国家”意识支配的。
所谓“海洋国家”，是指那些由岛屿构成或位于沿海的国家，美国海权论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把这种国家称之为濒海国家，他认为：“濒海国家的历史不是由政府的精明和深谋远虑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位置、范围、自然结构、人口和民族特点——，一句话称之为自然条件所决定的。”[①] 海权论者认为海洋国家一直面临着大陆国家的竞争，他们关于安全战略的主要观点包括：一是海洋国家面临着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二是海洋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三是海洋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地缘政治的创始人麦金德（Mackinder,sir Halford John）指出：直到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国家的势力才“开始包围着一直在威胁它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②]。而在二战前，美国的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甚至预言中国也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霸权国家，他说：“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无疑地是中国。”[③] 斯皮克曼把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带叫做边缘地区，他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④]
分析日本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必须从他们的海洋国家意识入手，他们的海洋国家意识显然是来源于欧美海权论者的思想，而他们把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主要则是从安全战略角度思考的。明治维新以后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的最著名学者是福泽谕吉，他说：“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所以他主张应该“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⑤] 而他所说的“先进文明”就是指欧美国家，其中当然包括英美等海洋国家。战后在学术界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的著名代表当属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他说，日本的边疆在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在海洋。[⑥] 高坂的思想影响了很多日本人，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前原诚司就是他的学生，前原及其同路人主张日本应该维护与海洋大国美国的友好关系，他常说中国是现实的威胁。前原也和其他少壮派政治家一样经历过松下政经塾的熏陶，该塾培养的新一代政治家也均有海洋国家意识，前原的学长野田佳彦也是松下政经塾出身，他也特别强调日本与海洋霸权国家美国之间维持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海洋派的“海洋国家”意识在战后直至今天对日本外交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媒体说：日本为了保卫独立和自由，信仰民主主义，除了以TPP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别无选择。[⑦]
海洋派既然给日本的定位是“海洋国家”，那么，他们就必然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必须明确三个要点：一是中国观，即，日本面临着大陆国家中国的挑战，二是同盟观，即，日本应该与海洋国家结成联盟，三是边缘地带论，即，日本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针对大陆霸权的战略包围圈。
一、海洋派的中国观
战前日本的大陆派军国主义者，即，重视日本在大陆权益的大亚洲主义者，他们曾凌驾于海洋派之上，把日本引向了侵略亚洲的歧途，但是战后的日本海洋派却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坚持日美协调，特别是冷战的背景下，主要以遏制欧亚大陆共产主义为主要战略。[⑧] 现在，对日本的海洋派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所谓大陆国家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崛起的中国。
首先，对中国敬而远之。海洋派的中国观要么是批判，要么是蔑视，至少是敬而远之，他们主张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距离而不以为伍。这种态度与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脱亚入欧”倾向有密切关系，比如，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就是他“脱亚入欧”理论的基础，他是以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为根据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的。他的中国观充满了对中国的蔑视和否定，他说“日本是从亚洲的价值观中脱离开来实现脱亚的唯一国家”，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邻国支那和朝鲜仍然维持儒教体制而拒绝近代化，如果两国内能够出现志士进行明治维新式的政治体制变革，尚有出路，否则，数年之后或者亡国，或者被西洋分割。”[⑨]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仪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仪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值得称赞，就是今日，任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型。所以，中国不能叫做礼仪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仪之人士所居住的国家。[⑩] 在这种中国观基础上，福泽开始主张“脱亚”，也就是摆脱中国和朝鲜，他说：日本如果“与恶友亲近难免共同获得恶名，所以，我们应该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11] 福泽的中国观对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特别是对海洋派的中国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新脱亚论”的代表人物渡边利夫就认为日本不应该与大陆势力中国继续保持密切关系，而应该以日美关系为轴联合台湾、东南亚、印度和澳洲，谋求生存与繁荣，走海洋国家之路[12]。日本的主流媒体和少壮派政治家，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走向持不信任态度，从而主张“远离”中国。
其次，否认中日文化同源。日本的海洋派强调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区别，比如，在日本学术界颇有影响的高坂正尧虽然没有象福泽谕吉那样把中国文化说的一无是处，但是却强调了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对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另类的解说。他试图从文化上把日本从中华文化中“剥离”出来，他认为，历史上，对于日本来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比起大陆上其他对中国朝贡的国家来说还是比较远的，这是因为两国之间隔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历史上，大海作为天然的地理屏障，是个难以逾越的分隔线，它隔断了中日之间的密切交流，至少使中日之间不像陆路邻接国之间那样在文化上融合得那么紧密。高坂认为对于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来说，距离的“遥远”和大海的存在不仅在文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了防波堤，这便使日本避免了被中国在文化上同化的命运。他说：“日本是中国周边唯一一个没有明确成为中国的纳贡国之国家。因为日本距离中国比较远，所以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没有成为现实的威胁。日本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没有象朝鲜和越南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引进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13] 同时高坂也指出，正是因为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相对来说并非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代表着西洋文明的美国人佩里准将从太平洋的对岸来到日本时，日本就迅速接受了他们的文明，原因是日本没有深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另外，战后一些批判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学者和论者其实也都是海洋派或者“脱亚派”，他们特别愿意强调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方面的种种不同。
第三，夸大中国的威胁。高坂正尧强调中日之间区别的用意其实主要在安保领域，如果说在他看来历史上中国没有形成对日本的现实威胁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就不然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高坂就预测到中国可能崛起，并且提出了日本的应对之策。他指出，当一种文明或者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时候，历史就会在它的势力推动下发生改变。高坂认为这种改变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种综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举例说，历史上，德意志帝国形成以后，它的第一任宰相俾斯麦就说过：“德国已经饱和了”，意思是说德国统一之后不应该再扩张了，但是德国国民却开始要求扩张，并像火山爆发一样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高坂认为中国恐怕也是个掀起波澜的国家，它崛起之后在客观上必然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这是不以中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高坂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一定会侵略别的国家，而是说这种扩张意识与国家的意图、性质毫无关系，而仅仅因为它的权力增大就会给周边国家带来风浪。如果说高坂的中国威胁论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他的学生前原诚司作为一名走上日本政坛的少壮派政治家，他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赤裸裸的了。高坂在六十年代曾说过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成为日本现实的威胁，而前原则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多次称中国是现实的威胁。著名学者渡边利夫也说：“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显然是中国，背景是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目标首先是统一台湾。统一台湾之后走出海洋是中国多年的梦想。中国如果不能确保海洋通道和石油能源进口的安全，其发展就不能得到保障。像中国这样缺乏资源的超级大国，其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动。”[14]
第四，强调日本的自主性。高坂说：由于中国的复兴，日本就会出现种种争论，从而陷入对美从属还是对华从属的矛盾之中。他认为日本“增强自己的实力是避免这种矛盾的唯一道路。”[15] 当然，高坂所说的日本自己增强实力的方法并不是立即走向核武装，而是从多方面增加自己的力量。他指出，首先是日本应该从文明的角度，重新发现日本自己虽然不是西洋文明的一部分，但也决不是东洋文明的一部分。日本维持自己伟大的独立性的方法不是与中国的同一性，而是注意与它的相异之处，强调自己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东洋的立场。高坂思想的核心是“我们应该与中国保持政治、经济上的友好关系，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与东洋为邻也要有自己独自的立场。”[16] 为此，他主张日本应该在美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减弱的时候，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他认为，日本应该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不与中国吵架。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既不与中国对立和对抗，也不牺牲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而从属于中国。这是高坂正尧“海洋国家论”的核心所在，也是他提出的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基本策略。但是，与高坂不同的是，现在的少壮派海洋派，既主张日本应该突破宪法的限制，把自卫队派到海外，还要突破禁止使用武器的规定，甚至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特别是他们正在放弃高坂“不与中国吵架”的主张，他们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甚至在中国内政方面说三道四，突出其所谓对华政策的“自主性”。
二、海洋派的“同盟”观
“海洋国家”意识也是日本海洋派亲美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前面提到海洋派在战前曾经丧失过对日本外交战略倾向的影响力，但是战后的日本基本上在冷战的背景下，被规定在遏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的框架之中，海洋派获得了亲英美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确实地感到中国威胁的时候，他们主张日美同盟的倾向也就越来越明显。
首先，“向美一边倒”。吉田茂是战后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的代表性政治家，他说：“日本是个海洋国家，通过海外贸易养活着九千万国民。所以，日本必然最重视在通商关系上与经济上最富裕、技术上最先进、而且历史上关系最密切的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17]。他认为：日本明治的先驱们苦心经营的开国的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与英国提携”[18]，他说：日英同盟成立时的英国正是所谓“大英帝国”的鼎盛期，而所谓的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之间，日本对英美的疯狂行动并不是日本的本来面目，而只是“一时的变调”[19]。他批评战前大陆派军人的亚洲政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德、意两国结盟“不仅是战略的拙劣，而且还意味着日本丧失了国际信用，是非常遗憾的”。他说，战后日本外交受日美关系左右，这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必然。吉田在战后不再主张日英关系至上，转而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战后英国霸权被美国霸权所取代。他强调战后日本外交的根本基调是对美亲善，这是大原则，今后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20] 其实，高坂正尧也主张日本应该利用美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国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日本与美国之间争霸太平洋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日本被编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在美中对立的构图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日本只剩下彻底的“脱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渡边利夫进一步明确脱离“不与中国吵架”的思想，他强调：为了对抗中国的大国化，日本应该保持在东亚的自由行动权，而确保自己存在的重要的两国关系是日美同盟[21]。充分利用美国的遏制力也是现在执政的民主党海洋派2010年通过的日本新版防卫大纲的重要内容，其中维护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又是民主党政权新防卫政策的重中之重。
其次，美日韩三国合作。东北亚的主要国家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的海洋派政治集团目前在美国的授意下正积极筹划日美韩三国安保合作。美国首先对这个“三国同盟”式构想比较积极，美国外交官曾代表美国政府说过：没有理由认为“美韩相互防御条约”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是完全可以分别对待的东西。[22] 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也说：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应该提高美日韩三国之间的战略协调水平。[23] 特别是2010年12月9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与马伦会谈时，鉴于朝鲜的炮击事件，双方达成了日美韩三国加强防卫合作的一致意见。马伦还对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说：“日美韩三国应该在军事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朝鲜半岛的事变给我们提出了课题，我们应该建立共同的应对机制”。[24] 马伦在访日的前一天还在首尔与韩国对记者说：“日本也应该积极参加美韩军事演习。”[25] 其实，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两国也有积极的配合，本来，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一直存在，比如，2010年的军事演习中，两国都互相派遣了军事人员作为观察员观摩了对方的演习。10月的美韩演习中，日本派遣了4名自卫队军官参加，12月的日美军事演习中，韩国也派遣了4名军官作为观察员参加。现在，虽然日美韩三国形成深度的合作甚至形成同盟还有许多障碍，但是日本想让这种交流更进一步加深，比如，日韩两国正在推动能够在维和活动中进行军用物资的互相支援，即，双方签订“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和关于在特殊军事领域进行军事情报交换的“军事情报一揽子保护协定（GSOMIA）”。野田内阁成立之后，本打算首先安排访华，改善2010年恶化的中日关系，但是，外务省的海洋派建议应该在亲日的李明博在任期间推进日韩关系，野田“照办”了。外相玄叶光一郎和首相野田都把就任后的出访首选为韩国，这是日本战后史上的首次，理由很简单，“日韩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国”。[26]
第三，多边联盟构想。日本政治评论家屋山太郎主张海洋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把日美同盟多边化，同时确立海洋国家战略。他说“日本应该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为核心加上东盟组成亚太共同体，或者海洋国家联合。澳大利亚无疑是海洋国家，印度、韩国也是濒海国家，广义上讲日本正在迎合美国努力使其安保合作方式由日美双边向多边方向扩展，努力促使一个海洋国家联盟的形成。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在强调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还提出了要加强两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防卫合作。日本可以与中华圈进行交往，但是应该保持距离。”[27] 在日本与海洋国家联合的问题上，有人主张把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同盟深化成网状体制，即，加强日韩、日澳、日印之间的安保合作，建立针对大陆国家的海洋国家联盟[28]。近年来，日本在日美澳安保合作，日印战略合作方面的不懈努力都是这种扩大海洋国家联盟战略的具体实践。比如，安倍内阁的外交顾问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和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日本如果与海洋国家英美等结盟，国家战略就不会误入歧途。《读卖新闻》的社论公然主张：“日美两国必须与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加强合作，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引导它与周边国家合作”。[29]
三、海洋派的边缘地带论
事实上，日本关于多边联盟的构想，其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在包围着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上。东南亚、台湾、印度等国都是日本在战略上所要联合的对象，这些国家有的是可以与之建立联盟的，有的则是可以与之进行战略合作的。除了同盟之外，日本还要建立一个包围欧亚大陆的合作体系，实践海权论者关于边缘地带的理论。在近年日本历届政府提出的外交战略构想中，既有“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也有“日美印澳”安保对话等构想。
首先，拉住东南亚。战后日本的对东南亚政策，固然是其亚洲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作为海洋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深层也有“海洋国家”意识在驱动，比如，岸内阁在制定日本对东南亚政策时就意识到“如果中国完成了国内建设，就会向东南亚进出，自由国家应该在此之前开发东南亚。”[30]“从岸信介的意图中可以看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方向性。”[31] 东南亚作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在遏制中国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于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日本前防卫政务官、现任首相防卫和安保问题辅佐官长岛昭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速增大实力，对这个地区发挥影响力。但是他也看到中国被许多不确实性和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困扰，所以认定中国必然对这个地区带来不信任和威胁。他说：如果日本与欧亚大陆的边缘国家进行合作的话，就会对心脏地带国家产生影响。[32] 在长岛看来东南亚还是构成英国、西欧、印度和台湾这一边缘地带的关键地区，他说：“从日本到台湾、东南亚的多岛海、印度是自由贸易的故乡，这一地带也是连接英国和西欧到达印度之路的接点，由此可以形成边缘地带。”“由日本、台湾、东南亚多岛海和印度构成的自由贸易之故乡必须在21世纪变成新的稳定与繁荣的故乡。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积极“关心”南海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长岛昭久认为，在这个稳定与繁荣的故乡必须实现开放、稳定、繁荣和人们生活的向上，特别是价值观的共有。”[33]
第二，促进安保共同体。上面提到的日美韩三边同盟构想与美、澳、新、印等组成多边同盟的联盟构想，在边缘地带战略上也有重要意义。比如，长岛昭久认为在东北亚，朝鲜的行动和台湾海峡的局势是海洋安全的课题，这也是东亚秩序构建的最大障碍。为此日本必须重视自己的海上通道安全，增强防卫体制当然重要，但是建立有效的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已确保海上利益更为重要。[34] 因此，长岛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对外战略，应该以建立日、美、韩、澳、印为核心的“周边海洋国家联合”（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为目标，这些国家是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为主的价值观相似国家，还是通过海洋以贸易立国为目标的国家。另外，这些国家还在中国、俄罗斯等将来发展方向不透明的国家、恐怖主义、核扩散等新问题的对应方面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对应能力。他认为，以周边海洋国家为中心，并与其他亚太国家合作构筑稳定与繁荣的同时，还可以把心脏地带的不稳定与混乱消除在萌芽之中。他说，日本的战略目的就是在边缘地带建立安全保障共同体。可见，有关海洋国家建立多边战略合作，就是使日美同盟多边化的问题在“边缘地带”建设上具有实质意义。为此，海洋派主张把美军的存在变成东亚的国际公共财产，其中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接受美军基地最多，理应成为地区的领导。
第三，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这个构想是一个环绕欧亚大陆的巨大的战略之“弧”，它也是边缘地带论的具体运用。按照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的描述，这个“弧”应该包括从东北亚开始，经过中亚、高加索、土耳其、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的范围。他解释说：“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欧亚大陆的外围正在成长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他说：应该把这些国家连接成一条带子，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理念基础，以民主主义国家特别是正在实现民主的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弧线”，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35] 其实，“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创意出自外务省的前外务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它实际上就是要支持那些在欧亚大陆外围与中国、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只要我们打开地图一看便知道这个弧的内侧是中国和俄罗斯，而这个弧所包括的地区与美国确定的所谓恐怖活动温床的“不稳定之弧”几乎完全重合，显示了这个“弧”的目的就是策应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需要，扩大所谓民主主义国家的数量，加强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进而包围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就是包围所谓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
第四，倡导“日美印澳” 安保对话。这个对话构想同样是边缘地带论的具体应用。安倍的这个构想与前面提到的屋山太郎提出的日美同盟多边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曾被称为亚洲版的北约构想，但是安倍构想主要在边缘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是一个安保对话构想，还不是同盟构想。在安倍晋三来看，在中日两国间互相不信任，甚至摩擦不断的背景下，打开局面确实应该寻找一个平衡点，印度就是日本寻找平衡点时可以利用的一张牌。特别是安倍还说：亲日的民主主义国家印度以及在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法制等普遍价值观方面与日本有共同点的澳大利亚，加上美国可以构成一个“亚太民主国家G3 美国”的“日美印澳”四国首脑或外相会议。四国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在亚洲这四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对其他国家做贡献，如何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这种在亚洲聚合几个所谓民主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构想，无非是把不同价值观的中国排除在外，并保持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优越感，最后达到从边缘孤立、防范、牵制和包围中国的目的。
结语：综上所述，日本海洋派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由防范中国、联合美国和建立对华包围圈等内容构成的，这种思想的形成，既与日本特定的历史渊源有关，也与日本所处的地缘位置有关，对于中国来讲，这种远交近攻式的战略思考必然在安全上构成对中国的威胁。第一，海洋派具有历史必然性。日本海洋派的“海洋国家”意识既受欧美学者的海权思想影响，也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家“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战后日本海洋派的亲美倾向既是二战的结果造成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明治时代已经形成的“海洋国家”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第二，海洋派具有地缘现实性。冷战的现实在日本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考，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从这一角度称战后日本在对外战略上“分断”成“亲美集团”与“亲苏集团”[36]，实质上是海洋派和大陆派的对立。第三，海洋派具有战略危险性。海洋派根深蒂固的“海洋国家”意识是其“亲美”外交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他们与生俱来具有反华倾向的根源。特别是近年伴随中国的崛起，海洋派加强了防范与遏制的措施，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具有战略危险性。同时，这一点也反映了日本海洋派的战略局限性，日本外务省顾问薮中三十二就意识到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他说债务缠身的美国也不能完全与中国对抗，比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市场早已超过其美国市场，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一下就签订了购买200架波音客机的订单。至于日本，它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早已超过了它与美国的贸易额。薮中说：现在是变化的时代，而这变化是中国带来的，今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只能是合作。[37] 外务省的职业官僚还是冷静的，海洋派也许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发生理性的变化，回到“不与中国吵架”的原点。当然，不管怎么说，目前，海洋派的“海洋国家”意识仍然我们判断日本外交战略走向的重要参考项之一，也是我们综合分析日本对美和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参考项之一。
[①] 【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②] 自身作为海洋国家英国人的麦金德实际上是担心大陆强国威胁海洋国家的安全，所以，他主张大陆上的法国必须与海上强国联盟，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应该成为诸多的桥头堡以抵抗欧亚大陆霸权势力。【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65、69页。
[③]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0页。
[④] 麦金德的名言是：“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使节”，可见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为海洋国家遏制大陆国家寻找理论依据。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担心的也是大陆国家的威胁，目的是维护海洋国家的利益。【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8页。
[⑤]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0页。
[⑥] 【日】高坂正尭《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论社，2008年，第250页。
[⑦] 【日】《读卖新闻》2011年11月27日。
[⑧] 关于日本的大陆派，即所谓“大亚洲主义”问题，也是一个专门的题目，是日本近代战略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本文的主题和焦点不在此问题，所以只能忍痛割爱，不予展开。
[⑨]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http://www.jca.apc.org/kyoukasyo_saiban/datua2.html
[⑩]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3页。
[11]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http://www.jca.apc.org/kyoukasyo_saiban/datua2.html
[12] 【日】渡辺利夫《新脱亜論》文春新書，2008年，第269-273页。
[13] 【日】高坂正尭《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论社，2008年，第54页。
[14] 【日】渡辺利夫《新脱亜論》文春新書，2008年，第283-285页。
[15] 【日】高坂正尭《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论社，2008年，第64页。
[16] 【日】高坂正尭《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论社，2008年，第66页。
[17] 【日】吉田茂《回想十年》（一）中公文库，1998年，第34页。
[18] 【日】吉田茂《回想十年》（一）中公文库，1998年，第25页。
[19] 【日】吉田茂《回想十年》（一）中公文库，1998年，第30页。
[20] 【日】吉田茂《回想十年》（一）中公文库，1998年，第34页。
[21] 【日】渡辺利夫《新脱亜論》文春新書，2008年，第283-285页。
[22] “韓日の軍事協力強化、米国の反応は？”《朝鮮日報》（日本語版）2011年1月5日。
[23] “韓日の軍事協力強化、米国の反応は？”《朝鮮日報》（日本語版）2011年1月5日。
[24] “韓日の軍事協力強化、米国の反応は？”《朝鮮日報》（日本語版）2011年1月5日。
[25] “韓日間の協定がないため、韓米日軍事協力に制約”、《东亚日报》JANUARY 5.2011。
[26] 【日】《读卖新闻》2011年11月16日。
[27] 【日】屋山太郎“日本外交を「海洋国家連合」に転換せよ”「正論」2005年5月23日号
[28] 【日】春原刚《日美同盟vs中国·北朝鲜》，文春新书，2011年，第47页。
[29] 【日】《读卖新闻》2011年11月15日。
[30] 日本外务省资料：欧美一课“岸大臣、フェアレス委員長会談要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见波多野澄雄?佐藤晋著《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58页）。
[31] 【日】宮城太蔵《海洋国家日本の戦後史》筑摩新书，2008年，第86页。
[32] 【日】長島昭久《アジアに海洋国家連合の創設を》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e/8810def5899d84490c62cb7a83cb3f03
[33] 【日】長島昭久《アジアに海洋国家連合の創設を》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e/8810def5899d84490c62cb7a83cb3f03
[34] 【日】長島昭久《アジアに海洋国家連合の創設を》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e/8810def5899d84490c62cb7a83cb3f03
[35] 【日】外務大臣麻生太郎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セミナー講演：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36] 【日】春原刚《日美同盟vs中国·北朝鲜》，文春新书，2011年，第59页。
[37] 【日】《中央公论》2011年10月号，第90页。
廉德瑰